讀三國的人，往往以為三國的開端，是一幫饑寒交迫的農民在鬧騰；三國的大部分時間，都是一幫武人在砍殺；三國的結局，是一幫武人砍砍殺殺的結果。其實不然，真正決定三國曆史走向的，是一群特殊的人——書生。
一說到書生，讓人聯想到的是風花雪月、無病呻吟的娘娘腔，或者手無縛雞之力、十年造反不成的可憐蟲。
三國不同，那是一個刀與劍、鐵與血的年代。書生做不成書生，隻好放下書本和毛筆，持槍躍馬，拔劍出鞘，加入世紀大混戰。
正如農民放下鋤頭拿起兵器一樣，書生放下毛筆拿起刀劍，有些力不從心甚至不倫不類。農民習慣使用鋤頭，拿起兵器，卻把自己砍殺。而書生，畢竟讀了書，有的還讀了很多書，所以很快就適應了兵器，少數人還大顯身手，功成名就，比如曹操。也有些書生，雖然讀了書，讀了很多書，卻適應不了兵器，弄得家破人亡，身敗名裂，比如袁紹、袁術。
曹操和袁紹，是三國早期最有名的兩個書生，其中又以曹操為最。誰說三國，都離不開說曹操和袁紹。
其實，曹操和袁紹的前輩皇甫嵩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書生。
現在，我們來看看皇甫嵩。
⒈業餘軍事家
對付農民有一套
學過中學曆史的人都知道，皇甫嵩是鎮壓黃巾起義的頭號劊子手，陰險狡詐，詭計多端。
的確，與張角領導的黃巾起義作戰的，主要是皇甫嵩、朱俊和曹操，其中最主要的是皇甫嵩。
在中國軍事史上，皇甫嵩恐怕連二流的軍事家都算不上。
首先，皇甫嵩雖然鎮壓了一次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但沒打幾場戰役，每次打敗一支農民軍，一兩次戰鬥即解決問題；打仗的對手，又是剛放下鋤頭拿起兵器的農民——有的戰士手上拿的還是鋤頭，何況這幫農民拖家帶口、饑腸轆轆、毫無訓練、紀律渙散，沒什麼戰鬥力，與他們作戰也用不上什麼策略、技巧。
其次，也是根本的原因，皇甫嵩原本是文官，黃巾起義之前，他的官職是北地郡太守，打仗不是他的本業，鎮壓黃巾戰場上的出場，實屬“逼上梁山”，不得已而為之。在軍事史上，可能歸為業餘軍事家一類。
《後漢書·皇甫嵩傳》載：“嵩少有文武誌介，好《詩》《書》，習弓馬。”說明青年皇甫嵩本是個治書習武的書生。
公元184年春，皇甫嵩與朱俊一起赴潁川、汝南平叛，戰事進展順利，至八月，即把潁川、汝南兩郡的義軍蕩平，皇甫嵩受命轉戰張角兄弟領導的冀州黃巾軍。
皇甫嵩離開潁川，北上與冀州黃巾軍作戰，途中給中央政府上了一道表章，把在潁川、汝南作戰的具體情形向中央政府做了詳細彙報，並把消滅黃巾的功勞統統推讓給朱俊。朱俊“於是進封西鄉侯，遷鎮賊中郎將。”
戰爭中，一個將領將功勞歸功於下屬，一點也不奇怪，也談不上高尚。因為，所有下屬的所有功勞，都最後歸結於自己；又可以用這種“高尚”的行為激勵下屬，可謂一舉兩得。皇甫嵩不同，他與朱俊是平級將領，各領一軍，不爭功、不冒功已是難能可貴，還將自己的功勞推給友軍首領，可以說是高尚的、可貴的了。
好在那時的漢靈帝劉宏對待皇甫嵩似乎不至於太糊塗，也不像西園賣官時那樣摳門。張角兄弟領導的冀州農民軍被平定後，皇甫嵩封槐裏侯（縣侯），食槐裏、美陽兩縣八千戶，晉升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也算是好人有好報吧（這裏說的好不好，與政治無關，是指個人的品行德性）。
問題是，好人的背後，總會有惡毒的眼睛盯住。
幾乎在張角起義的同時，邊章、韓遂、北宮伯玉等在涼州（今甘肅省和寧夏回族自治區）起義。公元185年春，北宮伯玉等寇掠三輔（即關中），皇甫嵩移鎮長安。
去年（公元184年），皇甫嵩征討張角時，路過鄴縣（今河北省臨漳市），發現中常侍趙忠在家鄉的住宅逾製（超過規定的標準），奏請中央政府沒收之。皇甫嵩回朝後，另一個中常侍張讓要求賄賂五千萬，皇甫嵩不予理睬。
這兩個大宦官恨得咬牙切齒，便聯名誣告皇甫嵩在西方戰場勞師費餉，怯戰無功，於是皇甫嵩於該年秋被召回京師，削去左車騎將軍職務，貶封都鄉侯。朝廷改派車騎將軍張溫率董卓、周慎對付涼州農民軍。涼州的民變越鬧越大。
公元188年，中央政府隻好再次起用皇甫嵩，升其為左將軍，統帥前將軍董卓的部隊與王國率領的農民軍作戰。
十一月王國包圍陳倉（今陝西省寶雞市東陳倉鎮），董卓建議立即進攻農民軍，皇甫嵩不同意。農民軍圍城八十餘日，至公元189年二月，糧盡力竭解圍而去。皇甫嵩下令追擊，董卓認為“窮寇勿迫、歸眾勿追”，拒絕追擊。皇甫嵩隻好用自己的直屬部隊追擊，大獲全勝。狂傲的董卓怒火中燒。
從此，董卓與皇甫嵩結仇。
公元189年初，朝廷征董卓回朝任少府，試圖解除董卓的兵權，董卓拒絕。稍後，靈帝病重，任命董卓為並州牧，詔命董卓將所屬部隊移交給皇甫嵩統領，董卓拒不從命。皇甫嵩上書向朝廷報告。靈帝譴責董卓，董卓更加憎恨皇甫嵩。
膽大妄為的董卓擅自脫離皇甫嵩的統轄，率軍駐紮在河東郡（今山西省南部運城地區），接近首都洛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