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9年四月，靈帝去世；八月，大將軍何進與宦官同歸於盡，董卓進京，廢立皇帝，控製中央政府。
公元190年正月，以袁紹為首的關東十八路諸侯討伐董卓。為了解除西線的皇甫嵩（此時駐軍今陝西省興平市）與關東聯軍夾擊之虞，董卓征調皇甫嵩回首都洛陽任城門校尉。皇甫嵩一回到洛陽，即被逮捕下獄，董卓準備除之而後快。
皇甫嵩的兒子皇甫堅壽與董卓素來友善，聽說老爹放棄軍隊回了首都，意識到事態嚴重，立即從長安徑奔洛陽。此時，皇甫嵩早已下獄，皇甫堅壽立即找董卓申訴。
董卓正與文武大員們置酒高會。皇甫堅壽跪倒在董卓案前，叩首頓足，痛哭流涕，夾敘夾議，陳情陳義，在座者無不動容涕泣。蛇蠍心腸的董卓也被感動，也就放了皇甫嵩一條老命。
公元192年，董卓被誅以後，秉政的王允將皇甫嵩升為征西將軍，隨即升為車騎將軍，再拜太尉。王允死後，皇甫嵩被免職，稍後又被任為光祿大夫、遷太常。
公元194年，李傕、郭汜作亂於長安時，皇甫嵩病逝。
皇甫嵩在董卓及其餘孽們的魔爪下得享天年，也算是個奇跡。對於個人及家族的安危來說，也算是善始善終。
其實，皇甫嵩的生命曆程中，存在過而且確確實實存在過一個曆史的“如果”。
廢鐵是怎樣煉成的
董卓是公元189年八月底進駐洛陽的。上文說過，這一年的春夏，中央政府已洞察到董卓的狼子野心，讓他改任文官，可董卓不願放棄軍權，抗拒詔命。
皇甫嵩的一個堂侄叫皇甫酈的，對皇甫嵩說：“本朝失政，天下倒懸，能安危定傾者，唯大人與董卓耳。今怨隙已結，勢不俱存。卓被詔委兵，而上述自請，此逆命也。又以京師昏亂，躊躇不進，此懷奸也。且其（指董卓）凶戾無親，將士不附。大人今為元帥，仗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害，此桓、文之事也。”
皇甫嵩回答說：“專名（指董卓違抗詔命）雖罪，專誅（指沒有朝廷的旨意誅殺大臣）亦有責也。不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裁之。”皇甫嵩便將董卓的情況彙報給朝廷，董卓對皇甫嵩益加痛恨。
此時，董卓是受皇甫嵩統製的。董卓違抗皇命在先，皇甫嵩殺之於後，不是不可以。後世之人也為皇甫嵩可惜，如果皇甫嵩除此巨賊，就不會有稍後的董卓之亂。
如果我們分析一下當時的實際情況，為皇甫嵩著想一下，皇甫嵩的不殺董卓，是情有可原的，很難說是曆史的“如果”。
董卓在西線的部隊，名義上是國防軍，實際上是他的私人雇傭軍，而且多是凶狠善戰的羌人。皇甫嵩被朝廷再次起用，隻是帶了一些自己的直屬部隊，去統帥董卓，人數上比董卓原統率的部隊要少得多；而且，皇甫嵩是新來的統帥，素無恩信於董卓之軍，對皇甫嵩來說，軍心不附。貿然殺掉董卓，能否鎮得住董卓的兵將，還是一個大大的問號。
另一方麵，正如皇甫嵩自己所說，董卓雖然抗命，但朝廷並無旨意下達於皇甫嵩誅殺董卓。沒有得到授權，擅殺國家大將，至少是授人以柄，是要冒殺頭風險的。政治風險加上軍事風險，足以使皇甫嵩不敢殺董卓。
我說的曆史的“如果”是指，公元190年，關東聯軍起兵討伐董卓的時候，皇甫嵩完全應該、完全可以、完全可能與袁紹聯手，東西夾擊董卓。
董卓甫一進京，就擅自廢立皇帝，又殘暴不仁，可謂是冒天下之大不韙，政治上完全反動，行為上專橫殘暴，“全黨共討之，全民共誅之”也不為過。這次的討伐董卓，與上次皇甫酈要求殺董卓不同，政治上、道義上、形勢上都是應該的、必須的、可行的。
董卓隻帶了幾千人進洛陽，後來吞並何進兄弟和執金吾丁原（呂布的義父、領導和刀下鬼）的部隊，才有一支直屬於自己的像樣的武裝力量。董卓能在洛陽調動的部隊應該不是很多，新近歸附的部隊軍心不穩，戰鬥力不會太強。後來孫堅在陽人大敗呂布、胡軫，斬都督華雄，可以印證這一點。
此時皇甫嵩在扶風郡的部隊有三萬人之多（董卓帶走的，隻是他的直屬部隊，其餘歸皇甫嵩統帶。可以想象，德高望重的皇甫嵩一旦統領這支部隊，軍心很快穩定、歸附），都是精兵強將。在力量對比上，皇甫嵩應占上風——即使不計算關東聯軍的力量。
皇甫嵩的威望，在全國軍隊中無人能比。此時，曹操尚未出道，皇甫嵩是全國最能打仗的將領。更重要的是，隻要皇甫嵩在西線行動，關東聯軍受到鼓舞、策應，就不會一盤散沙、無所作為，至少孫堅、曹操的行動會發揮更大的效果。
董卓對皇甫嵩集猜疑、嫉恨於一身，皇甫嵩放棄軍隊到洛陽去，肯定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哪怕為了保住老命和妻子兒女，跟董卓還得一搏。
分析當時的形勢，與關東聯軍聯合，以清君側的名義討伐董卓，不僅有必要性，而且有可行性，拿我們外科醫生的行話來說，有明確的“手術指征”，而沒有明顯的“手術禁忌症”。
皇甫嵩受命上路之前，他的長史（秘書長）梁衍曾經勸過他：“漢室微弱，閹豎亂朝……今征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董）卓在洛陽，天子西來，以將軍之眾，精兵三萬，迎接至尊，奉令討逆，發命海內，征兵群帥，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擒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