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章，由於王本中“栝”作“活”，注家們又未理清上下文之間的關係，特別是錯解了頭兩句中“則”字的意思，所以曆來的解說可說是完全錯誤的。沈先生糾正了對“栝”的誤解，對正確理解此章作出了重大貢獻，但我認為，他也未能獲得本章的“達詁”。
一、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栝。這兩句，王本作“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發現帛書本後，“栝”被解釋為“活”的借字。“殺”在這裏與“活”相對，自然以為是表示“死”。兩句中的“則”字一律被視為連詞，指示前因後果。就這樣，大家都認同了蔣錫昌對這句的理解：“錫昌按：七十六章，‘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敢’即‘堅強’，‘不敢’即‘柔弱’。‘勇於敢者則殺，勇於不敢者則活’，言勇於堅強則死，勇於柔弱則生也。”陳、任二先生也按這理解作翻譯。這看似有根有據，很有道理，其實則不然。
沈先生對此說的質疑是：“若將此語作這樣理解，那麼，下文‘或利或害’、‘天之所惡’的傾向就太明顯了。凡人都喜‘活’惡‘死’，利‘活’害‘死’，何況是天？所以，‘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這樣的關子根本就無法賣。”據此，他根據《周禮·考工記·冶氏》中有“殺矢，用諸田獵之矢也”的說法，和“栝”乃是指箭末扣弦處，認為這裏的“殺”與“栝”都與弓箭有關，即“殺”是一種利箭，“栝”是古代的一種射箭器，與弓弩相似。箭之“利”在直接構成殺傷，“害”在衝鋒在前，也容易受到敵方的阻擊、傷害；射箭器之“利”在居於後方，相對安全，但論起功勞來，人們往往隻見箭射殺傷之功，而忽略了射器發射之功，這可謂它的“害”，所以這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才難以說得清。按他這解說，這兩句與下文就契合得很好，不存在蔣錫昌說的缺點了。因此，他把這兩句翻譯為：“果決表現在進取上就像利箭，果決表現在不進取上就像射箭器。”
我很同意沈先生認為這裏的“殺”是指一種利箭，“栝”為射箭器的意見，並且想補充這樣幾條理由。《老子》中多處“生”、“死”並提，如“出生入死”（五十章），“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輕死”（七十五章），“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七十六章）等，單說的地方更多，都不借“栝”為“活（生）”，用“殺”指“死”，何以惟獨此處要這樣通假？這不好解釋。即使按王本，這兩句中“殺”和“活”的主體都是人，因而“勇於敢”和“勇於不敢”後可以理解為省去了“者”字，而帛書甲本正是有個“者”字，這樣，按蔣錫昌的解說，兩句幹脆說成“勇於敢者死，勇於不敢者活”，不但意思一點不變，從文章看則好得多，也更合乎《老子》的行文風格，老子為什麼偏要加兩個“則”字呢？“栝”如果不是作為“活”的借字，那麼顯為名詞，這樣，上句中與之對應的“殺”也當是名詞，並且從某個方麵看二者一定具有對立統一關係，果如此，認為“殺”是指一種利器，就很有道理了。“殺”通“弑”時讀作“shì”，與“矢”同音，因此，有理由懷疑這裏的“殺”是“矢”的借字，從而更可以認為是指一種利箭了。
但我不同意沈先生對這兩句的解釋和翻譯。上麵說了，按蔣錫昌說，這兩句本不必加“則”字的。因此，應該對這個實際上有的“則”字作出合理的解釋。考慮到“殺”和“栝”的本義是指箭和射箭器，我以為這合理的解釋就是：這兩個“則”字根本不是連詞，而是動詞，“效法”義。這就一切問題都解決了。原來，這兩句的意思是：勇氣表現在“敢”上，這是效法箭；勇氣表現在“不敢”上，這是效法栝。“敢”在古代也一般不用作名詞，這裏用作名詞了，是因為它是相對於後句“不敢”而言的，而六十七章已把“不敢為天下先”作為三寶之一，起了將“不敢”定義為“不為天下先”的作用，從而這個“不敢”顯是作為名詞性詞組來使用的。因此，“敢”在這裏實是說“爭為天下先”，這兩句應該這樣翻譯：勇氣放到爭當天下先上，那是效法箭；勇氣放到不敢為天下先上，則是效法栝。這樣解釋這兩句，才既徹底解決了兩句自身的問題，又能與下文很好地銜接了。因此我改變這兩句的句讀，作如上的標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