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大哥被突如其來的一切驚呆了，傻傻地在一旁愣著。當院子裏安靜下來時，才發現8歲的大妹爬在母親身旁啼哭著，原來母親早已癱倒在屋簷下，小便失禁，昏迷不醒。在鄰居的幫助下，我們將母親抬回房間，喂了鄰居送來的搶救藥。雖然不一會兒母親就蘇醒了，但從這一天起，母親患了心髒病，平時也沒有什麼反應，但隻要生氣或者受到驚嚇，就會立刻失去知覺。倘若不及時服急救藥，是不會恢複正常的。
聽大哥說，父親很快被押解到太子山林業總場，邊勞動改造，邊交待罪行。大約一兩個月後，我按照母親和大哥的安排，乘車五六個小時，去總場看望父親。母親說，我歲數小，他們（造反派）不會把我當回事，而我又比較機靈，可以探得虛實。
走下長途汽車，又走了幾公裏山道，終於來到山清水秀的林場場部。我毫無欣賞景色的興趣，不是因為父親數次領我來過這裏，而是因為心裏惦念著父親，急切地想看到父親。
遠遠一隊人走來，中間一個個子高大的人低著頭，但我感覺到就是父親。“阿——達——”我大聲呼喊著，一口氣跑到父親身旁。“別哭！哭什麼？”父親停下腳步，嚴厲地說。管理人員不是紅衛兵，是個中年男子，大約動了惻隱之心，讓父親離開隊伍，送我到住處。父親安排好我，簡單問了幾句，好像怕有人會來督促，自己匆匆又追隊伍去了。我在那間黑乎乎的屋子裏等待著，一直等到天快黑時，父親才拖著疲憊的身軀回來了。第二天一大早，父親就讓我回家，臨行前反複交待，回去給母親說，他在這裏一切很好，千萬別擔心，也千萬別來看望。
在林場勞動改造的那半年多，父親受盡了苦。不僅白天10多個小時勞動，晚上加班寫交待。飯裏沒油水，而且不是生了，就是糊了——“牛鬼蛇神”的飯菜，人家怎麼能認真對待！這還不算，問題交待得不好，造反派還要動手。盡管父親直到去世沒有告訴過誰打過他，但母親說父親給她透露過，在當時，挨耳光挨拳頭並不奇怪。在那個年月，曾經是“國民黨員”、“三青團分隊副”的父親不挨打挨罵，那倒應該是怪事！
後來，父親和幾個縣處級的當權派又被轉到臨夏市西郊的奶牛場改造。由於父親辦事認真，待人公道，被安排去做飯。這同那些成天到田間地頭的“戰友”們相比，就輕鬆多了。我曾多次騎自行車去奶牛場看望，父親無論是精神麵貌，還是身體狀況，都有明顯的改善。1969年，我們全家作為“九種人”的家屬，被強製遣送到父親原籍農村，我好長時間沒有見到父親。
1972年，父親在當權派、走資派中第一批得到“平反”，被安排到和政縣農林局任副局長。父親和過去的老下級們相處得非常融洽，特別是每月都有那麼一兩次“平夥”，吃得很滿意。我曾按照父親要求，幾次從三家集宰好羊，用自行車捎到和政縣，讓父親和他的同事們吃“平夥”。父親的同事們對我很關愛，每次去那裏，總能得到一些學習用具或其它什麼小玩意。父親也不反對我接受，隻是吩咐要同弟妹們分享。
1974年秋，我報名參軍。第三年，大哥來信說，父親已經調回州林業局，擔任副局長兼林業科學研究所所長。在父親40年的官場生涯中，這是他第二次擔任正職。第一次是三家集小學校長。
後來我從西藏軍營探家，曾去位於臨夏市北塬的州林科所。盡管是科研性質的輕閑單位，父親卻異乎尋常地忙碌。辦公室牆上貼著全州林木病蟲害防止規劃圖，桌麵上放著幾份正在審閱和等待審閱的科研報告，不時有科研人員進來請示。對我這個四五年不見的兒子，他顧不上交談，隻是吩咐廚師今晚加菜。父親的生活條件顯然有了大的變化，林科所基本上都是漢族職員，所以食堂是漢餐。但為了照顧父親的飲食，局裏特意安排一位回族廚師專門開設小灶，給父親做清真飯菜。那廚師手藝的確不錯，即便是土豆粉條，屈指可數的幾片羊肉，燉得香氣盈人，吃了還想吃。
80年代初，父親不再擔任州林業局副局長兼林科所所長，回到林業局裏當了總工程師。但在單位裏，上上下下還是稱他“馬局”。沒有了行政職務，父親也沒閑多少。我從新疆軍營回家探親，到臨夏林業局大樓去看望父親。年近六旬的父親，辦公桌上依然是一疊又一疊資料和文件，他埋頭於紙堆，好像並沒有什麼不耐煩的表情。而唯一的變化，是父親周日不再迷戀下棋，喜歡靜靜地看一些宗教書籍。
盡管單位領導反複挽留，甚至州裏領導都出麵做工作，但父親還是在他滿60周歲後毅然辦理了退休手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