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不僅能寫各種文體的文章，而且還有一手正楷和草書好書法。他既精通漢語，又粗通英語、俄語，既是林學農學專家，又懂得許多社會科學方麵的知識，他退休後同我談起中國曆史、世界地理、哲學和時事政治，滔滔不絕。
這些天，我們同胞兄妹都在籌備同一件大事——紀念父親歸真一周年。
說是紀念，其實也不過是隨俗請阿訇和親友吃一頓飯，而被請的人很自然地會給亡故的人作一個好祈禱。我並不讚同這種做法，覺得這種請客有博取人們讚揚兒女孝順的嫌疑，遠不如將款待眾人的費用悄悄施舍給那些家境十分貧寒的人，祈求安拉回賜亡父更實在。盡管如此，由於母親在我這兒居住，她老人家很看重這些禮儀，為了博取她的喜悅，我同妻子商量，也招待一次至親好友，不過地點選在清真寺，一則這樣可以請常去寺裏禮拜的老人參加，二則防止來客又借此送禮。
可沒有料到，這些被動的行為，卻使自己心底剛剛有些安穩的記憶又活躍起來。坐在計算機旁，近日的喧鬧似乎遠遠離去，隻有父親的身影，父親的話語，縈繞在腦海，盤旋在心頭。我不能不將他們用文字留存下來，因為隻有這樣，心靈方能安寧。
一
父親出生在甘肅省廣河縣三甲集大場村的一個殷實人家，經名穆海麥德·則克仁牙，學名馬中範。
我的祖父因為讀了幾年私塾，在當時的莊子裏是少有的讀書人。青年時曾經到馬氏軍隊當營副，其實是擔任書記官。由於受不了軍隊的嚴格管束，沒過兩年便辭職回家。他用積攢的軍餉買了幾畝地，又借錢開了一間雜貨鋪，一年有十幾個銀元的收入，生活水平便超越了所有的祖宗，加之一手好書法，常被人請去寫重要信件和契約什麼的，慢慢的竟然在當地“有名”起來。至今，老家方圓幾十裏，說起“大場上的壽三（祖父的字）”，六七十歲的老人們很少沒有不知道的。
雖然隨著兒女的增多和小買賣的不景氣，祖父一家的生活條件並沒有繼續改善，但祖父深知生活和知識的關係，節衣縮食，想方設法供4個兒子上學。父親排行老三，比較調皮，也比較聰明，所以深得祖父偏愛。我大伯、二伯隻是讀了小學，而父親在家鄉完小畢業後，又被送到蘭州西北中學學習。中學畢業以後，以高分考取了西北林學院。當時以父親的成績，完全可以進南方的名牌大學，但唯有這所林學院不要學費，還有可能發獎學金，所以父親就選擇了它。
早飯幹饃饃，晚飯饃饃幹，午飯去離學院不遠的一家小飯館湊合。學院沒有清真食堂，即便有，父親和來自家鄉的幾個同學也吃不起。祖父每月至多托人帶去兩塊銀元，這點錢，全部用來吃飯，也隻夠每天吃一碗熱飯。如果忍不住買了一本最想看的書，或者看了一場時興的話劇，就隻能一天三餐啃幹糧了。生活如此艱苦，學習勁頭卻始終不減。父親的學習成績，在同年紀同學中，從沒落在三名之後。國民黨為了在同共產黨的競爭中取得優勢，當時加緊在高等院校學生中發展力量，勤奮而聰穎的父親，自然成為發展的主要對象之一。入校第二年，父親成為三青團分隊副，畢業前夕，又被吸收為國民黨員。在許多同學的眼中，父親可謂好運連連。然而正是這種廉價的好運，給父親日後的生活埋下了難以擺脫的厄運種子。
1947年春，父親以優異成績從西北林學院畢業。當時的國民黨政權已步入頹勢，經費拮據，已有的政府機構麵臨大幅裁減，省政府農林部門根本不可能錄用新的工作人員。父親無法實現祖父的夙願，便回老家務農。隻呆了幾個月，經過祖父熟人的推薦，父親在臨夏縣當了一個小職員。差事雖不起眼，但每月有8塊銀元的餉銀，祖父祖母高興，父親在兄弟姐妹中也好不風光。不料一年多後戰事日緊，官餉連月拖欠，父親呆在縣衙門反過來要老家帶錢去養活自己，隻好卷鋪蓋回家。不過，畢竟是家鄉少有的大學生，當解放軍接管當地政權後，父親又被請去擔任了三家集小學新中國第一任校長。
二
自古至今，臨夏沒有什麼工業，幾百萬人口主要依賴土地生活。共和國新政權急需發展農林業的人才，父親是難得的林業大學生，當然要用在最適合的位置。1952年夏，一紙調令，父親由三家集來到臨夏州種子站，成為臨夏第一代農林專業技術人員。到“文革”被打成“當權派”之前，父親先後擔任了州種子站副站長、州農業局副局長、林業局副局長、太子山林業總場副場長等職務。盡管由於是黨外人士，從未擔任過正職，但在每個單位，始終是專業權威，工作有辦法，說話有份量，頗受同事尊敬。
父親的這段歲月，可謂春風得意。少數民族的非黨員幹部，原本是官場上的邊緣人，可陰差陽錯，竟然成為臨夏地區第一代高級工程師，30歲就進入了縣處級幹部的行列。而且，還以全國少數民族第一屆代表團成員的身份，到北京受到了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等領導人的接見。臨夏州在省城搞臨夏農林產品大型展覽，在各縣搞大麵積養魚試驗，編製全州林業建設長遠規劃，都是父親擔任業務總負責人。父親還經常陪同州委書記州長甚或省上領導赴大江南北開會，下各縣鄉檢查指導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