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在六千年前，人類釀酒就開始了。在堯時，酒已流行於社會。《史記》記載，儀狄造“旨酒”以獻大禹，這是以糧釀酒的開端。到了明代，釀酒的模式已與現代基本相同了。清乾隆年間，直隸宣化對釀酒戶征收燒鍋稅，這就標誌著我國酒業的興旺發達。
酒，真乃好物，它雅俗共賞，魅力無窮。從古至今，酒，一直陪伴著曆史的興衰，可謂經盛衰而無廢，曆百代而作珍。
源遠流長的酒文化發展到今天，已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地，商店裏琳琅滿目的白酒、黃酒、紅酒、老酒、啤酒等等應有盡有，令人目不暇接，單就一個品種，由於釀造工藝和配方的不同又可分成多種多樣，什麼大曲、佳釀、老窖呀，什麼高度低度呀，鬱香型芳香型呀，真是五花八門，層出不窮。
雖然有些人從不沾酒，酒，也不會因此而被打入“冷宮”。相反，酒已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階層和各個角落。大到國宴，小到家宴，無不把酒作為交流的載體。什麼婚事、喪事、生日、上梁、慶功、餞行等等，酒是斷然少不得的，甚至升學升職加薪也得喝幾杯，以示慶賀。如果沒有了酒，生活也就平淡冷清了無生氣了。
酒對人的誘惑已深入至骨髓，人們無不把它奉為至寶。你看文人墨客，與酒結下的不解之緣：“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這是曆史上著名的“酒仙”李白狂放不羈，盡情暢飲的情景。歐陽修是婦孺皆知的“醉翁”，他那篇有名的《醉翁亭記》從頭到尾都透著一股酒的醇香。蘇東坡的“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也流露出他嗜酒如命風度瀟灑的神態嗎？有趣的要數東晉的陶淵明，他酒中有詩，詩中有酒，其作品也為後世歌之頌之。在他任彭澤令時，其衙門有公田，他就下令把所有的公田都種上釀酒之料，就連吃飯的大事都丟到腦後了，倒是他夫人力爭，才分出一半公田種稻穀。文人墨客與酒之情結，於這可見一斑。
為官者喝酒，可就沒有文人雅士般灑脫自如了，多為應酬而喝。上級蒞臨要陪，兄弟單位造訪要陪，下僚宴請，也礙於情麵做戲一番。官者大都注重身體，所以，對所喝的酒頗有講究，白酒性烈且易傷肝，是斷然不喝的，黃酒口感差易上腦，也不是理想之物，倒是幹紅葡萄酒成了宴桌上的寵兒。隻因幹紅活絡通脈，軟化血管，降低血脂，防止膽固醇對心髒造成的危害等等功效。當然也有個人之喜好，但當他在陪上級喝酒時，這喜好就隻能拋之一邊說，領導喝什麼我也陪什麼。一番領導在上我在下，要幹幾下就幾下，領導隨意我喝光。若此君酒量稍遜，就會進入“胡言亂語”或“不言不語”的狀態了，陪上級喝酒的無奈也就可見一斑了。如官者在酒桌上職位最高，那這又是一番情景了。總之，為官者喝酒，盡管喝的是上等酒，終由因陪而喝，就多了一份艱辛和無奈，少了一份閑情和逸趣。但也不乏少數腐官，嗜酒如命，整日沉醉於酒宴之中，酒池肉林，結果，喝壞了黨風喝壞了胃，喝得妻子背靠背。
平民百姓喝酒，既沒有文人的雅致，也無官者的無奈。盡管喝的大多是低劣的酒，但卻是為喝酒而喝，喝得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特別是年輕後生喝酒，時興什麼感情深一口悶，感情淺舔一舔，興致來時，更是吆五喝六，猜拳行令，硬是把這酒喝得熱熱鬧鬧瀟瀟灑灑淋漓盡致。
父親好酒。小時候每當父親喝酒時，我總要湊過頭去聞一聞酒香，然後就情不自禁地伸出舌尖舔一點，頓覺滿口醇香。也許是遺傳了父親好酒的基因，對酒鍾愛有加，雖酒量不大，但喝酒的欲望還是該上時就上了。
天性多愁善感的我，每當莫名的惆悵和憂鬱湧上心頭時，這喝酒的欲望就上了，總喜歡覓一無人之所，自斟獨飲，喝悶酒全無樂趣可言，不重過程，隻求一醉，隻有醉得飄飄欲仙，才能銷得一時愁。雖也曉得“舉杯銷愁愁更愁，抽刀斷水水更流”之道理，但求得片刻的忘我也未嚐不可，曹操這等大人物也“何以解憂，唯有杜康”了，何況我等凡夫俗子？雖無“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之情懷，偶爾，月下獨酌，將身心融入如水的月光和寂靜的靈空之中，仿佛靈魂也隨之清靜和升華了。
最喜歡的莫過於與三五好友，相約於魯迅筆下的“鹹亨酒店”之類的小酒店裏，或置身於夏夜的街邊夜攤，是時，新月掛天，清風徐徐，大家談古論今，說東道西，天南地北，海闊天空，娓娓道來，慢慢啜來，悠哉遊哉。有酒有友，此複何求？
酒雖是好物，但貪杯酗酒，縱欲無度也會樂極生悲，以致就有了“酒之為禍久矣”之說。所以好多國家對飲酒行為作了規範：澳大利亞，隻有在下午6時後，才準喝酒；在瑞典，男子每月隻準喝3公斤；德國，大部分城市，隻準居民喝啤酒，其他烈性酒均在禁止之列，等等。其實，喝酒禍起並非酒之錯，與酒無涉，主要在於人的品格的優劣和行為的節製。隻要有節有儀，不貪不縱，生活就會因有酒而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