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一件事更小，但也是國家大事，這就是中國駐大阪的領事代表8月7日首次出席了廣島原子彈爆炸紀念儀式。這件事很小，小到在報紙上隻有一行字，而且我們也不知道駐大阪的領事代表是誰、去了幾個人、有些什麼活動。但這件事卻與上麵那件事連在一起，讓我們超越了戰爭的對錯、正義與非正義而想到了對生命的珍重。差不多同一天的報紙上還有一條小消息，這就是羅馬教皇本篤十六祝願北京奧運成功，說他一直“滿懷情意地關注著北京”，希望奧運能展現人間的友愛與和平。
我希望在這樣的祈禱聲中揭過2008讓人永世難忘的一頁。
奧運會前的5月19日下午2時28分，汽笛長鳴，行人肅立，全國下半旗向汶川地震死難者致哀，我不知道這算不算“小事”；我之所以也想把它列為“小事”，是為了讓大家在都記得那些大轟大嗡、驚天動地、舉國歡慶的“大事”的同時，也不要忘記在這短短的三分鍾裏，我們都曾低下了自己高傲的頭顱。
6月4日，無事之中，看到舒蕪過去的一首詩，就擅自改動，變成自己的抒懷：
不信唯物不參禪；
也盡人為也信天；
無淚可揮無話說，
有鬢已白有喟然。
5日，《書城》有一茶座，在咖啡室聊天，吳亮、王安憶、蔡翔、陳子善、郜元寶、張生、賀聖遂、鄧正來、鄧安慶以及《書城》的幾位主要人物都來了，這種形式在上世紀80年代曾出現過，想不到差不多二十年後“死灰複燃”，同仁學者們又開始在一起“清談”；不過80年代時大家的精神意向大體一致，而現在則分歧很大，那時都很認真，現在則多了些調侃與幽默。大家都在適應新的相處方式。約定了讓我主講一次《普世價值與當代中國》，我自然也很高興，覺得某種小型的公共活動空間正在形成。
還有一件小事也應該記下：6月30日，上海大學舉辦第三屆“文學周”活動，紀念汶川地震，捐書捐款，還舉辦了晚會，讓我聽到了趙長江、閻連科、孫甘露、王安憶、李銳、蔣韻等人的詩朗誦和即席演講，特別是梁波羅和狄菲菲兩位專業演員的朗誦更是把晚會推向了高潮。
就這樣，在我的心目中，2008就算過去了。
1978到2008是三十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七屆三中全會也是三十年，有許多的機構和個人在記錄著這三十年的大事，我，恐怕就隻能說這些了。
青年時代的詩人奧登在生命即將結束時說，我所寫下的反希特勒的東西沒有挽救一個猶太人，我的詩句也沒有令戰爭提前一分鍾結束，我有什麼用？布羅茨基有些憂鬱地回答說，讓我們把眼光放遠，延伸到世界的極限，在那裏，你就會發現詩人的語言，他的發言吐字，他的思維方式，就可能間接地改變世界。因為當時的人還不可能意識到，總有人在用自己的語言取代官方的、政府的語言，就如現在的意大利人使用的是但丁的語言而不是教皇或皇帝黨的政論語言一樣。他說：“國家所使用的語言在很多方麵都不是俄語。這種語言被強烈地德意誌化了，被世紀初馬克思論文的行話、被列寧與考茨基的爭論所汙染，等等。這種社會民主綱領論爭的行話，突然成為接近政權的人們的用語。……掌管中央機關的人開始帶著成見和懷疑觀察運用另一種詞彙的人，需要證明他不是一頭駱駝。……但今天的俄羅斯人不用社論的語言說話。我認為他們不那樣講話。蘇維埃政權可以為所有方麵而得意洋洋，除了一點——語言。”
下來，就該看奧運開幕式了，讓我們看看那該是一種什麼樣的語言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