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江
對於每一個以文字為生的人來說，置身在一個傳媒的時代，實在是既輕鬆又不幸的。“輕鬆”是因為眾聲喧嘩，誰也無法再用諸如“一言興邦（或喪邦）”之類的傳統說辭，來判定某個作者的文字；“不幸”則是指資訊集市上人頭攢動，個體的聲音再高亢，也不過是芸芸眾生自信滿滿、信誓旦旦中的普通一聲。
每個人都在認真說話，每個人都在充耳不聞中自說自話，這恐怕是媒體進入娛樂時代、網絡進入後博客波段的今天，人類言說的真實寫照。如果說三十多年前美國新聞界對“水門事件”的係列報道，因偶然彰顯了現代新聞工業的唯利是圖對文明進程所具備的負負得正效應，而讓人對語言的正義開始生出些許渺茫的期待，那麼九年前曆曆在目的“9·11”報道，以及後來對美國伊拉克戰爭乃至世界各地重大災變的電視和網絡全程直播，卻漸漸有了一種融嚴肅、嚴酷為節目、娛樂的“輕盈”……
莊重和嚴謹不再是我們這個時代各國語言的首選品質，在一浪浪視頻衝擊波的麵前，語言們無一例外地循著下意識，向親民和可消費的方向邁進，並漸漸把靠迎合得來的讚許，理所當然地視作自身先天的品性。它很樂於被這個媒體時代消費，也樂於去消費自身——在“美國偶像”“蘇珊大媽”的祖國們是這樣，在“超女”“快男”的此地也照例如此。而伴隨著傳媒、消費、娛樂精神對語言的狂歡式開采，作為語言記載形式的文字，也漸漸開始了自我愉悅和自我放任的旅程。除了自輕自賤地滿足於被用作單純的表達工具，語言和文字本身的意義何在？它們的使用者——尤其是我們這些本土的使用者，有沒有必要在役使它們的同時，在它們身上探尋一下母語、人類語言和智慧生成之間的微妙關係？這類簡單的古典式提問，在今天已漸漸成了一種指向智識人群的疑問甚至責難。還好，我的這種責難，由於任洪淵先生新近問世的《漢語紅移》，得到了緩釋。
《漢語紅移》是一部無法用隻言片語界定的著作。它的發源首先是基於作者作為詩人、學者，對語言所做的思考。這種思考不隻涉及語言與寫作關係的認識，也涉及語言在本土與全球人文環境的曆史流變中，正在承載和即將承載的宿命和使命。更重要的是，它讓這樣一種思考，在曆經闡釋和結構的雷區後，重新回到了“語言肇始於肉身”“文字肇始於個體生命體驗”這一20世紀80年代文化界曾生吞活剝地舶來卻遠未及深入探尋、一度甚至半途而廢的思路上來。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今天的任洪淵比20世紀80年代的那些啟蒙者（任先生本人就是當初那個群體中相對隱性的一員）走得更遠，也更沉潛。在當初更為顯赫的文化界同道紛紛轉變精神走向，追趕更新的時髦理念，或是墮入自以為更艱深的救世經院話語深淵的這二十餘年裏，任洪淵以回溯漢語源流的方式，一路悉心逆拾、探查母語千百年來在每個曆史和人文轉向路口的遺失。在論及漢語使用越來越偏重於現世、疏於發展想象力的軌跡時，他提出了一個驚人的節點：“周代替商，中國失去了一次偉大的文化機會——黃河文明壓過了南中國精神。除了我們這些留在地上的被青銅禁錮的身體，一個自由無羈的神話時代埋在地下了。那些巨大的龍蛇，還有那麼多龐大到直接撞擊大地的太陽、月亮，都影子般窒息在千座萬座楚墓裏了。”而在談到當漢語文化麵臨外來文化碰撞所具備的潛能時，他提出了一個值得保守者和時髦追逐者同時反省的課題：為什麼佛教進入中國後，漢語能夠開啟出“禪”這樣的文明奇葩，而之後的一千五百年間，漢語文明雖迭遇異質文明衝撞，卻再無力結出同樣文化重量的果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