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談到了對弗洛伊德的理解。那麼多專家學者隻關注前期弗洛伊德，關注以自然生命的“性本能”為基礎，也就是以蛇的身軀為基礎的壓抑假說，而不涉及後期弗洛伊德，不關注《摩西與一神教》對弑父的重新解釋。“我真為我們那麼多的專家學者感到悲哀。”他說。事實上，如果以自然生命的“性”作為人類文明的原初推動力，以欲望的滿足為最高價值，那人就注定隻能是奴隸。為了“性本能”的滿足，他不斷壓抑自己，不斷在罪感的折磨下逃避自己，最終變成了“文明人”，變成了欲望的奴隸。現代人津津樂道的“主體”（Subject），恰好道出了這個隱秘的奴隸邏輯：他隻有預先“屈服”（sub-），屈服於欲望，屈服於權威，屈服於他者，才能最終成為主體。按照早期弗洛伊德的邏輯，那個終其一生都在逃避的王，和那個終其一生都在猶豫而喪失了行動能力、生命能力、第二創造能力的王子，就是人的必然宿命。難道就沒有一個男人敢於站出來，對這樣的必然宿命說“不”嗎？沒有一個人看見這裏的荒唐嗎？究竟是弗洛伊德本來就這麼膚淺，還是“我們那麼多的專家學者”太愚蠢？
在這裏，我要為“我們那麼多的專家學者”辯護一下：大概和任洪淵同時期，偏處海南的、在我有限的閱讀範圍中唯一當得起“哲學家”之稱的當代學者張誌揚，曾經通過對美國電影《本能》中的“死本能”解讀，打破了“性本能”的奴隸宿命。同時，也不是弗洛伊德太膚淺——他晚年對“死本能”的發現才讓他成為思想家。但這個天才的原創思想，卻再也未能像作為奴隸思想的“性本能”那樣引起足夠的關注。隻有膚淺才能流行，而流行的也注定隻能是膚淺的東西。這是弗洛伊德自己也無能為力的事。
但任洪淵的悲哀仍然是成立的。他有充分的理由和事實根據“為我們那麼多的專家學者感到悲哀”。這麼多的專家學者當中，難道就沒有一個真正的男人了嗎？
確實沒有。而且不隻是今天沒有，幾百年前就已經沒有了。宋代的晉祠裏，隱藏著48尊美麗的女性雕塑，隱藏著一個壓抑的宋代。但這48種美麗，卻沒有等來一個男人。把梵語的“佛”改寫為漢語的“禪”之後，漢語文化似乎就已經耗盡了生命力。晉祠的女性依然美麗，依然起伏著她們水的曲線，依然在召喚著，也等待著再一次從0開始的鯤鵬之變。但莊子的蝴蝶，早已在宋詞裏死去。宋詞裏的蝴蝶，飛在油菜花上，飛在青草地上，但就是飛不出它們的自然生命，撞不開漢語文化緋紅的新空間。
《紅樓夢》把水變成了淚，把晉祠的48種美麗提煉成了十二金釵，但依然喚不醒，也等不來一個真正的男人。無論怎樣深的情，怎樣深的恨，都不能把那塊冰冷的石頭變成男人。水的溫柔，女性的溫柔，反而隻是襯出石頭的冰冷和僵硬。而且那塊石頭還是一塊假的石頭，一個絕望的執念造出的幻象。寶玉就是石頭，石頭就是寶玉，兩者本無所謂真假。是人的期待、人的想象把石頭變成了寶玉。期待幻滅了，寶玉也就還原成了石頭。“曹雪芹怎麼能沒有那麼多的眼淚，怎麼能沒有那麼深的絕望呢？”任洪淵激動了。
“五四”從19世紀的歐洲借來了頭顱，但仍然沒有打破曹雪芹的絕望。這個借來的頭顱，本身就沒有身體，或者說長在一個不足以支撐其思想重量的身體上。且不說不少頭顱早在借來之前就已經死亡，已經萎縮了。爭先恐後的追逐，隻是出席一場遲到的葬禮而已。所以沿著“五四”的借頭文化，一百年來，頭顱花樣翻新，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但借他人之頭以代自我之頭的事實，卻絲毫沒有發生變化，以至於徹底忘記了還可以，也應該從自己身體上長出新頭顱。 “我真為我們那麼多的專家學者感到悲哀。”任洪淵多次感歎說。
誰能打破曹雪芹的絕望——或者說，誰是賈寶玉之後的第一個男人呢？
任洪淵說：我，任洪淵。
怎樣打破曹雪芹的絕望呢？任洪淵說：回到漢語文化，回到個體生命自身，以古代神話的自然身體為第一推動力，以司馬遷從死亡中開啟第二創世紀的男性文化生命力，回應埋藏在晉祠裏的48種美麗和哭泣在《紅樓夢》裏的十二金釵的誘惑和召喚，循著莊子從0開始的鯤鵬之變，讓莊子的蝴蝶重新扇動翅膀，為千年的漢語文化撞開一片緋紅的天空。一句話，隻有用任洪淵“詞語的曹雪芹運動”，才能打破曹雪芹那麼深的絕望，擦幹曹雪芹那麼多的眼淚。
在這樣一種以最必需的元素為標準，以打破《紅樓夢》的絕望，繼儒的頭、道的頭、佛的頭之後推動漢語文化“第四創世紀”，在蛇的身體上創造漢語文化第四顆頭顱為目標的生命-詩學的抱負麵前，郭沫若的詩“不值得學習”，難道不是理所當然的嗎？豈止是郭沫若，整個“五四”文化在任洪淵看來也隻是殘缺的、盲目的“借頭文化”罷了。
任洪淵意識到：僅僅有19世紀的頭還遠遠不夠。更重要的是，還得有一個足以撐起這顆頭顱的身體。19世紀的歐洲沿著加法的道路走到了自己的盡頭。尼采回過頭來，沿著減法的道路，返回他的古希臘、他的羅馬，找到了被19世紀的歐洲拋棄了的身體。“那麼多的專家學者”忘記了加法可以還原為減法的數學常識，爭先恐後地跟著尼采的腳步，湧向了尼采的古希臘、尼采的羅馬。
側身而過的任洪淵，理所當然地和“那麼多的專家學者”劃清了界限。他不跪，他拒絕重複別人的失敗，他返回自己的“故鄉”，返回漢語文化深處，以古代神話、司馬遷的《史記》、莊子和《紅樓夢》“四大元素”為推動力，開始了自己的“漢語紅移”。
三
就在2011年春夏之交的“返鄉”期間，在北師大中文係任職，同時也在四川大學任教的李怡教授，提出了一個計劃：邀集同道，在任洪淵的故鄉平樂鎮召開學術會議，討論其詩歌創作和詩學思想，時間就定在第二年。他非常高興，興致勃勃地討論了種種可能的細節，也獲得了當地的積極支持。作為南方絲綢之路的起點，任洪淵的“平落鎮”上至今仍然印著馬幫、背夫、挑夫憑借著第一生命力踩踏出來的文化腳印。他祖父早年憑借“蛇”的自然身體，以超乎常人的力氣和吃苦耐勞的精神，頂著鄉裏“任騾子”的外號，經過多年一點一滴的積累，有了自己的造紙作坊，從一步一步背運紙張到成都交貨的四川所謂下力人，變成了古鎮上頗有名氣的小手工業主。晚年的任洪淵，顯然非常樂意用自己的文化生命力，推動古鎮展開“第二生命”。哪怕隻是稍稍減輕一點第一生命力幾千年來的沉重負擔，顯然也讓他感到了某種發自生命深處的興奮和期待。用時下的話來說，他非常樂意充當故鄉的“文化名片”——盡管他童年的“平落鎮”，早已經變成了“平樂鎮”。他期待著能在這裏寫完他的自傳，講完他的生命-詩學故事。“我在北京沒什麼朋友，所以特別願意聽聽你們年輕朋友的聲音。”他反複表達著自己的興奮之情。
遺憾的是，這次擬議中的研討會到今天也沒能實現。據我所知，地方政府的人事變動是一方麵原因，另一方麵則是他本人不屑於“那麼多的專家學者”，一心想要把自己的“幾個朋友”邀集到一起。他似乎沒有時間感，忘記了“幾個朋友”不是恒定不變的詩學元素，忘記了他們會在時間中遭遇到數學的減法。我們幾個他口中的“年輕朋友”，無論在事實上還是在情感上，顯然都不足以用加法的邏輯，平衡他遭到的減法。
隨著2020年8月12日的降臨，這次可能的開始，從0變成了永遠的無。他扇動了自己的翅膀，為曹雪芹之後的漢語詩學注入了新鮮的血液，讓蒼白的漢語文化再一次開始緋紅，開始有了“第四創世紀”的生命活力。但他天才的翅膀，卻推不動一次小小的“任洪淵詩學研討會”。很難說是幸運還是不幸。假若他和“那麼多的專家學者”一樣，也致力於而且熱衷於推動這樣那樣的研討會的話，或許也就不會有他天才的翅膀，不會有他以一己之力展開的“詞語的曹雪芹運動”。現代漢語思想的天空，或許至今仍然是一片鐵的黑，一塊石頭的死寂和僵冷，而不會有他留下的緋紅的生命初潮。
這次胎死腹中的0，這個永遠沒有開始的研討會，拉近了被他稱為“年輕朋友”的我和任洪淵生命-詩學世界的距離。他的“故鄉”，也似乎離我更近了一些。
四
但再近的距離也是距離。即便一步，也是數學上可以任意分解的無窮多的點。而每一個點，經過反向的放大和還原之後，都有可能把我們引向另一個星球，而不是引向詩人的“故鄉”。如果不是走得足夠遠，誰又能回到故鄉？如果沒有能力穿過橫亙在路上的那麼多“異代”、那麼多“異鄉”，誰又能回到他的“故鄉”？回到就連曹雪芹也回不去，而隻能絕望在無數的“異代”“異鄉”裏的“故鄉”？
蘇東坡的“把酒問青天”顯然不夠遠，李白的月亮又離人間太近。繼屈原的《天問》之後，任洪淵無疑是漢語詩歌中走得最遠的一位。僅僅是為了和跪著的一代人拉開距離，僅僅是為了不再跪著，他毅然開始了自己的“飛行”。所以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他的《船》就負載著地球，懸掛著“日和月”，航行在“世紀與世紀之間”，駛向了“天海中的列島”；他的《帆》，就迎著淒冷的“地球的風”，迎著“透明的太陽風”，比1982年才開始啟動的宇宙飛船更早地“升向太陽邊”。
在格林尼治時間因為長久的統治而變成了時間本身之後，在格林尼治時間讓智慧淪為知識，進而又把知識劃分為一塊又一塊形狀千差萬別但性質相同的石頭之後，現代知識分子就成了和石頭打交道的西西弗斯。從低處往高處看，確實是西西弗斯在推動石頭。而神則居高臨下地俯視著，也冷冷地嘲笑著西西弗斯的不自量力。低處反抗高處，人反抗神，頭顱反抗身體的理性主義神話，把西西弗斯的反抗變成了人義論的悲壯，把西西弗斯變成了人的英雄。但任洪淵不是跪著從低處往高處看。在一個時間和空間不斷膨脹著，也不斷坍塌著的宇宙裏，上和下的劃分早就沒有了意義。他看到的是荒誕，是石頭在推動著西西弗斯，而不是西西弗斯在推動著石頭。石頭決定了西西弗斯的命運，最後把西西弗斯也變成了石頭，《紅樓夢》的眼淚也喚不醒的冷酷的石頭。“那麼多的專家學者”頂著借來的腦袋，揚揚自得地把自己變成了石頭。格裏高利變成了甲蟲，但仍然憂慮著如何準時到達辦公室，絲毫不值得奇怪。“那麼多的專家學者”變成了石頭，但依然在黑暗中不斷為借誰的頭、用怎樣的姿態去借而爭吵不已。這樣真實的曆史文化場景，還不夠黑色、不夠荒誕嗎？
曹雪芹是絕望。薩特是惡心。任洪淵呢？
死人不能抬走死人，抬走死人的人站在門外。石頭不能搬走石頭，搬走石頭的隻能是活人。如果不能說是唯一的人的話，任洪淵也是少之又少的幾個既有明確的、從個人的身體和文化生命裏生長出來的詩學抱負，又有能力穿透現代學科建製的知識劃分，推開那麼多的石頭，讓漢語思想的原創力穿越無數的“異代”和“異鄉”，重新回到“故鄉”的詩人之一。
不能否認還有像他這樣天資卓絕的詩人。哲學研究領域，也會有像他這樣高度睿智而富於洞察力，能夠在海德格爾、德裏達、巴爾特和老子、莊子之間圓融而自如地來回穿行，將其組織在同一個思想時空裏的人。科學、哲學研究者裏，也不會缺乏像他那樣隨時隨地關注科學的最新進展，能夠隨意揮灑愛因斯坦、普裏戈金和霍金的自然哲學思想，最後又能用無可辯駁的數學智慧，順理成章地推論出現代物理學如何“重新發現時間”的智者。文學研究領域，讓我們也樂觀一點，承認會有像他這樣天才而敏銳地把《紅樓夢》和《浮士德》聯係起來，洞見其中的同一性，以及能那樣“詩性地”解讀普魯斯特的人。最後再讓我們承認：當代中國也會有像他那樣，同時在哲學、詩和數學（科學）三個領域擁有高度成熟的智慧而又能夠圓融自如地將其統一在自己的人學之中的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