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0014�段從學
20世紀80年代末期，我就在大學圖書館的閱覽室裏，讀到了《女媧11象》《黑陶罐》等被籠統而含混地描述為“東方詩風”的著名組詩，也曾在震驚與困惑中，留意到了今天讀來仍然令人驚歎叫絕的“任洪淵宣言”——
非常好，我13歲才有父親，40歲才有母親。大概沒有什麼情結或者恨結束縛著我的童年。我不必害怕，因為我沒有母親可戀，也沒有父親可弑。那麼長久地，我連找都找不到他們，又有什麼罪惡的恐懼需要逃避？既無須像那個王，離鄉背井地逃亡；也無須像另一個王子，在智慧和行動、複仇的意識與自譴的潛意識之間痛苦地猶豫。孤獨的童年把原初的力埋藏得很深很深。需要等一次發自生命最深層的巨大震動，而且對我來說要等到40歲之後。(33)
但遺憾得很，那個時候的“任洪淵”對我來說還隻是一個單純的聲音符號，一個約定俗成的專有名詞。被他輕輕一句話就掃到了視野之外的弗洛伊德兩大“情結”論，以及“那個王”和“另一個王子”還靜靜地躺在著作或教材裏，等待著書寫我的命運。也搞不清楚“我13歲才有父親，40歲才有母親”究竟是詩人的奇思妙想，還是什麼別的東西。
隨後，又斷斷續續地讀到了他的“詩與詩學合集”《女媧的語言》和《墨寫的黃河：漢語文化詩學導論》。人類注定隻能看到8分鍾之前的太陽。炫目的星光，或許來自億萬年前就已經死亡的巨大恒星。在一個沒有準備好眼睛的生命裏，“任洪淵”不能散發出他的光。對一個還沒有長出自己頭顱的生命來說，“任洪淵”的智慧等於“0”，——一種既不是“有”，也不是“無”的可能。
我和他的距離，不僅僅是西南師範大學中文係課堂和北京師範大學中文係課堂的距離。杜甫感歎自己和宋玉“蕭條異代不同時”。在物理時間上，“1937年夏曆八月十四日”出生的“任洪淵”，曾經和我們有過不算短的“同時”。但在生命時間上，我們和“任洪淵”的距離，或許比杜甫和宋玉的距離還要遙遠、還要蕭條，彌漫著黑鐵般沉重的無數個“異代”。就連2007年冬天，在廊坊師範學院召開的邵燕祥詩歌研討會上，他詩朗誦一般地讀他的文章《俄羅斯風雪中的斯維特蘭娜獨白——讀邵燕祥詩劇〈最後的獨白〉的旁白》，同時置身在當時會場上的我，也要遲到若幹年之後才能聽見。
一
2010年11月，應李怡之邀，他到四川大學做講座。在學校附近的一個咖啡館裏，“任洪淵”變成了任洪淵。他談論自己的童年，討論唐詩，談到了他對“文言／白話”二分法的不屑。“長河落日圓”“搖落深知宋玉悲”“床前明月光”等長時間深埋在紙堆裏的聲音，在他的閑聊中變成了生動鮮活的生命，穿過物理時間和第一生命時間，化成了我的詞語，進入了我的生命。他關於文學時間的講座，也因這次前置的閑聊而變成了一場思想的盛宴。一個個鮮活生動的詞語，從他的口中迸出來，化成了一束束炫目的光，穿透了橫亙在“我”和“任洪淵”之間黑鐵般沉重的“異代”。
感謝他的熱情和信任。接下來，又有幸在他和成都幾位詩人的交往現場，目睹了他睿智的談吐，也見證了他對人的謙和，以及他對自己的詩與詩學的驕傲與自信。隨後，又和李怡等人一起前往他的故鄉平樂鎮，追隨著他的腳步走過樂善橋，走過了白沫江。一位和他同年齡的老婆婆，生動地向我們講述了他當年站在戲台上“說故事”的生動情境。而他自己，也站在樂善橋上，興致勃勃地把他童年的“平落鎮”一一指給我們看。
次年5月，他帶著自己的《詞語紅移——多文體書寫的漢語文化哲學》，再次返回故鄉，讓我有了聯係他到四川師範大學等校講學的機會。通過名叫“邱雯”的學生，他發來了自己精心準備的材料。我大而化之，自作主張地為他擬定了《在西方時間之外發現中國時間》和《在語言學轉向中發現漢語》兩個題目，請他“隨便講”。那個時候，我還不知道在“任洪淵詞典”裏沒有“隨便”的位置，還不知道他的每一次講述都是全力以赴的衝刺，每一次行動都是拚盡全力的新生命的開始。
可以想見的是，盡管有他精心準備的大量“任洪淵語花”，他浸透了生命感情的詞語和聲音，還是沒有能夠像他期待中那樣，放射出應有的光。德裏達的“Da-”、羅蘭·巴特爾的“0”、海德格爾的“此在”，其中任何一個詞語，都距離聽眾太遠了。再加上由此而被照亮的老子“大曰遠，遠曰逝，逝曰返”，那就更是一個大質量的思想黑洞了。就像他70歲的腳步和10歲的腳步同時踏在平樂鎮的樂善橋上，但隻有他自己聽見了相隔一個甲子的回響一樣。他洞穿了“Da-”和“逝”、喚醒了老子和德裏達的精彩講述，更多地隻是回蕩在他自己的世界裏。他回到了自己的故鄉，卻不能推開橫亙在他和那麼多故鄉學子之間的“異代”。好在這種情形對他來說似乎早已經不是第一次了。他轉而聊起了和劉再複等人的交往，聊起了自己的“80年代”，聊起了一本正經的研究和闡釋對他可笑而浮淺的誤解。
據說隻有鷹的眼睛才能直視太陽，人類隻能背對著，或者側過身去，才能認識太陽。高度濃縮、高度凝練的講座，不僅對普通的莘莘學子，甚至對我這樣缺乏充分準備的眼睛，也構成了巨大的黑暗。反倒是他講台之下的閑聊、茶餘飯後的隻言片語，構成了我走近——確實隻是“走近”——其生命-詩學世界的林中小路。
二
或許是為了彌補那麼長時間不在場的歉疚，在他13歲才出現的父親，曾經在他上大學期間，讓他有了近距離接觸和觀察“另一個世界”的機會。他描述過“另一個世界”的周末舞會，描述過他們有組織的周末生活。“我真覺得沒什麼意思。”他說。後來，正如自傳中所寫的那樣，他拒絕了到某藝術學院任教，放棄了在他人看來可能更輝煌的“發展道路”。他也說，“我真覺得沒什麼意思”。
曾經有那麼多人為了明天的理想而拋棄世俗的物質利益。但明天變成了今天，曾經的理想變成了現實的權力，進而又還原成了赤裸裸的物質利益。“我真覺得沒什麼意思。”他看到的不是弗洛伊德，也不是曆史的辯證法，而是曆史，赤裸裸的曆史。他極端討厭把別人的昨天當作明天來重複的“死亡的開始”。他不想殺死誰，也不想取代誰，他隻想成為自己。
大學期間，因為熱愛寫詩，在他13歲才出現的父親，曾經想讓他去見郭沫若。既是四川同鄉，又是當時最著名的詩人，父親的想法當然順理成章。但他拒絕了：“郭沫若的東西已經不值得我學習了。”據說他的父親曾因此大為生氣。至少從感情上說，這則“任洪淵逸事”肯定是真實的。
他不是目空一切。當他說中國的書他隻看古代神話、《莊子》、司馬遷的《史記》和曹雪芹的《紅樓夢》，其餘都“沒什麼意思”的時候，就更清楚了：他需要的是元素性的東西，是建構人類文明、建構他的漢語文化詩學必不可少的基本元素。除此之外的東西，“我真的覺得沒有什麼意思”，他說。拋棄無關緊要的瑣碎枝節，讓他從40歲開始的生命，高度緊張，也高度深入地集中在了少數幾種元素性的文化經典之上，避開了無聊的浪費。
上古的神話，尤其是人首蛇身這個他最熱愛的原型形象，代表了一度被他以數學序列的方式命名為第一生命和第二生命的自然生命和文化生命之間的永恒爭執，以及從這種爭執構成的張力中源源不斷迸發出來的創造力。從蛇的身軀，從自然的身軀上長出了頭顱，開始了理想與自然、文化生命與自然生命的永恒爭執。他由此以“任洪淵詞典”的方式，把19世紀命名為“頭的世紀”，以這種方式分析米蘭·昆德拉的《不朽》，發現了阿格尼絲的頭顱和勞拉下墜的身體。對被砍掉了頭顱，又能夠用自己的新器官代替頭顱繼續戰鬥的刑天，他激動不已地讚賞說：“你看，那是多麼旺盛的生命力啊！”他讚賞漢語文化在蛇的身軀上長出了儒的頭、道的頭，隨後又把佛教改寫成了禪的頭的旺盛創造力，也為近代以來的知識分子再也不能把基督的頭改寫為漢語的什麼頭而扼腕歎息。他更鄙視那些追逐著、期待著用西方某個人的頭來代替自己的頭的石化了的身體。
拋開那些“沒什麼意思”的書，回到上古神話，就是回到一個人、一個民族最為原初的、在自然生命與文化生命的永恒爭執中生發出來的創造力，在人之所以為人的人類學基礎上，創造自己的文化生命。他的組詩《女媧11象》，因此豁然開朗，變成了清晰而硬朗、充滿了金石撞擊之聲的生命-詩學宣言。
從《莊子》那裏，他找到了蝴蝶、鯤、鵬。人首蛇身的女媧，是人在動物（自然）身體上的創造。當蝴蝶開始飛翔——他稱之為第一隻蝴蝶開始飛出漢語——的時候，人也就開始了自我創造。從0、從空、從男性的身體和女性的身體開始，莊子推動了漢語的第二生命序列，創造了漢語的生命文化。人首蛇身，是在蛇的身軀上長出了人的頭顱，是在給定的，所以也是不能脫離的自然基礎上的第一次創造。沒有這種自然基礎，就不可能有人的頭顱。蛇的身軀為人的第一生命提供了基礎，但也注定了第一生命不可能脫離自然基礎、脫離蛇的身軀獲得自由。
必須有一隻翩翩起舞的蝴蝶扇動它的翅膀，才能讓漢語文化飛起來。一個人和另一個人也才能從0開始，從空開始，以人自身為基礎，而不再是以蛇的身軀為基礎，創造自己的第二生命。對莊子來說，這樣的創造或許真的隻需要一隻小小的蝴蝶就足夠了。但對40歲之後才開始自己的文化生命的任洪淵，對早已喪失了把基督的頭改寫為漢語的什麼頭的能力，甚至把追逐或借用西方的什麼頭來代替自己的頭當作畢生事業的現代漢語文化來說，蝴蝶太小，也太柔弱、太古典了。他需要的是鯤，是鵬，是在和無邊無際的大海的搏鬥中起飛的鵬。這樣的身體，這樣的翅膀，才有能力、有資格展開一個40歲的生命。這樣的身體，這樣的翅膀，才有能力、有資格為漢語文化劃開一片緋紅的天。
任洪淵的詩裏，因此而洋溢著水，洋溢著女性身體的曲線，洋溢著一次又一次從0開始、從空開始的飛翔和創造。如果莊子的蝴蝶停下了翅膀，那也隻是為了在任洪淵的詩裏、生命裏再一次起飛。或者說，也隻有任洪淵創造第二生命的力量，隻有任洪淵的詩，才能讓莊子的蝴蝶再一次起飛，為漢語文化飛翔出一片緋紅的天空。
但假如他和她沒有相遇，假如一切都隻是黑夜，沒有蝴蝶，也沒有鯤，沒有鵬呢？假如鯤還隻是0，隻是起伏著波浪、起伏著曲線的大海，而鵬也還隻是0，隻是無邊無際的空呢？我們需要重複歐洲人的故事，繼續等待戈多嗎？他就隻能等待她，而她也就隻能等待他，而不能創造自己的第二生命了嗎？而任洪淵，也就隻能等待著“新太陽”升起之後，再來創造自己，展開自己嗎？
當然不。他在司馬遷的《史記》中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元素：死亡。作為男人的司馬遷，失去了自己的自然生命。但恰好是自然生命的死亡，讓司馬遷爆發出了最炫目、最耀眼的文化生命創造力，而且是最有男性色彩的文化生命創造力。組詩《司馬遷的第二創世紀》，淋漓盡致地展現了他從司馬遷和《史記》裏提煉出來的生命——詩學元素。閹割把司馬遷變成了“男性的創造者”。高漸離在“挖掉眼睛的一刹，他洞見了一切”。被斷了足的孫臏，讓天下所有的男子從此無路可逃……
任洪淵對司馬遷和《史記》的重新書寫，讓不少人至今還掛在嘴邊的存在主義的“向死而生”，變成了膚淺可笑的重複。所有對生命的敘述，都是從對死亡的敘述開始的。自然生命死亡之處，文化生命才能開出燦爛的文明之花。這是文化隱喻，也是生命常識。隻是由於我們長期不敢直接麵對這樣的常識，以至於對常識的重複也變成了高深莫測的理論和主義。刑天從自己身上尋找頭顱的神話，和司馬遷在男性的死亡中爆發出來的“第二創世紀”，構成了任洪淵生命-詩學永不枯竭的源泉和動力，托起了他回到漢語文化、回到個體生命創造力、開啟自己的“第二創世紀”的生命-詩學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