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舉辦戰時驛運，事起匆促，自身本無多少工具，人員設備欠缺，一切白手起家。因此，業務開展上不得不依賴於民間力量，運輸上向民間征雇工具與動力，與民間運輸商行合作；在管理上亦尋求民間力量的協助，聘用公會代表、船幫代表為驛運顧問。四川省辦驛運事業的發展是與四川民間力量的支持分不開的。
$第一節 驛運與政府實行全民抗日動員
醞釀已久的中日全麵戰爭，終於在1937年盧溝橋夜晚的槍聲中拉開序幕，從此中華民族陷於血與火的深淵。
1937年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講話，嚴正表明了中華民族的抗戰決心，其中所言：“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簡而言之，即為全體國民都有抗戰的義務，其言尤為明顯的一個傾向就是要動員整個中華民族參加抗日戰爭。1938年4月1日，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中國國民黨抗戰建國綱領》，明確提出實行全民抗日動員，“發動全國民眾，組織農、工、商、學各職業團體，改善而充實之，使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為爭取民族生存之抗戰而動員”。在經濟方麵，“獎勵海內外人民投資，擴大戰時生產”；軍事上，“訓練全國壯丁，充實民眾武力，補充抗戰部隊”，並且，“指導及援助各地武裝人民，在各戰區司令長官指揮下，與正式軍隊配合作戰，以充分發揮保衛鄉土捍禦外侮之效能，並在敵人後方發動普遍的遊擊戰，以破壞及牽製敵人之兵力”；在政治方麵，“組織國民參政機關，團結全國力量，集中全國之思慮與識見，以利國策之決定與推行”；在教育方麵，“訓練青年，俾能服務於戰區及農村”，“訓練婦女，俾能服務於社會事業，以增加抗戰力量”。如此綱領，實行全民抗戰動員之態度甚明。
1939年3月12日，國民政府頒布《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及實施辦法等文件，確立了國民精神總動員的實施原則、指導思想與運動目的，從精神上實行全國總動員。其用意也許是多方麵的，但國民政府欲借發起國民精神總動員，以“打破敵人精神製勝之毒計”，避免汪精衛式的賣國投降事件再次發生，從精神上動員民眾抗戰到底之意十分明確，這是應該可以肯定的。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中國的抗日戰爭，已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1941年12月23日，國民黨五屆九中全會通過《加強國家總動員實施綱領案》，認為“現代戰爭，乃國家總力之決鬥，必須集結全國任何一人一物，悉加以嚴密組織與合理運用”，然而，“我國自抗戰以來已四年有餘，檢討以往，深覺全國各方麵動員之程度，距戰爭之要求相差尚遠，於潛蘊之國力，猶未能充分發揮”，全國抗日總動員做得很不夠。因此，必須加強國家總動員，會議特製定《加強國家總動員實施綱領》10條，決定從政治、經濟、軍事等各個方麵，實行全國總動員，設立全國總動員機構。1942年3月29日，國民政府公布《國家總動員法》，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了國家總動員的抗戰基本方針。
由此看來，雖然國民政府動員民眾之實際效果不便誇大，但其動員民眾參加抗戰之意旨卻很明確。如從根本上認定國民政府的抗戰沒有做全國抗戰總動員，沒有發動民眾參加抗戰，僅為“片麵”性的抗戰，從尊重曆史事實的角度而論，這種論說似乎難以成立。
在全國總動員的背景下，國民政府動員全國民眾積極從軍，獻金獻糧，參加特種工程建設，趕修公路橋梁，其中最富特色的就是動員廣大民眾參加國民政府組織的戰時驛運，為前方軍隊、後方民眾，輸送大量的軍公物資，完全體現了抗日戰爭時期全國總動員之主旨。交通部驛運總管理處在《舉辦全國驛運實施綱要》中認為，“驛運機關所負之使命至為重大”，其使命之一就是“組織國民運輸隊，促進全國總動員”。雖然國民運輸隊的組織未見明文記載，但在全國抗戰總動員的政策下，確實動員了大量民眾及大批的驛運工具與獸力參加戰時驛運，從事軍公物資運輸，以滿足前後方物資需求。
其實，最早對驛運需要動員民眾有過深切認識的是其時交通部官員薛光前。全國驛運開辦之初，他即談到舉辦戰時驛運必須動員民眾之問題，他說：“驛運以動力為主，而動力資源之取得，尤以運夫為骨幹。現在後方兵役農事，及一切經濟建設，在在皆需要民力，為之肆應，今如於各地普遍舉辦大規模之驛運，自當發動大量民力，此非充分利用黨政力量，及地方基層組織，自宣傳民眾，組織民眾，訓練民眾，動員民眾著手不為功，故驛運之推行，其成敗得失，將寄托於二大柱石之上。柱石維何？曰科學管理與動員民眾是已。”動員民眾為兩大柱石之一，足見動員民眾參與戰時驛運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