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北成（清華大學曆史係教授）：
我父親和何先生是北大同屆同係的同學，後來在哥倫比亞（大學）他們也曾經有一個短暫的交集。因此何先生其實是我的父輩。這個春節前我去看望，何先生躺在病床上，我說：何先生，今年是三個百年，辛亥百年，清華百年，第三個呢？當時何先生吸著氧笑著說：我！
何先生對他的一生是非常滿意的，我想大概出於這麼三點：第一，就是他活到這個歲數成了人瑞，先生調侃自己是清朝人，他是辛亥革命一個月前出生的。
第二個就是何先生的學術，我感覺何先生對他的學術人生也是很滿足的。特別是，到晚年受到各方麵的肯定，前幾年北京市評獎時給何先生評了一個特等獎，那次李文海先生是評委，這代表了整個史學界對何先生的一種承認。後來北大還聘何先生為特聘教授。
第三個方麵，就是何先生的那本書《愛國一書生》，何先生不是一個書齋內的書生。我去看何先生時，何先生問我：我用《愛國一書生》這個書名是不是太狂妄了？我說不狂妄，這恰恰正是您的心路的表達。
何先生晚年最大的傷痛就是喪妻、喪子，現在他走了，他和他的愛妻、愛子，和他那一代的人相聚去了，所以我想祝福他們，祝福何先生。
大川俊隆（日本大阪產業大學教授）：
16年前，我作為訪問學者，留學北京師範大學，那時候指導我的就是何先生。何先生指導我比較熱心，對我很好。可是我頭一次見到他的時候，跟他語言完全不通，我在日本學過普通話，他的話完全聽不懂，為什麼呢？因為他好像有山東口音。所以第一次他說什麼我完全沒有聽懂。可是經過後來大概兩個星期一次的訪問，到他房間聊天，就慢慢習慣了。何先生講學問的事，還問到我家庭的事情。我留學三四年前有離婚的經曆，師母一直勸我與離婚的妻子再婚。我那時候用了一個《後漢書》的故事拿出來反論，何先生聽到我的反論，很高興，因為他欣喜我知道《後漢書》的故事。
最近有一件好事，我的女兒在上大學、日本的二年級，最近向我表明：爸爸，我到四年級，想要到中國北京留學，學中文。我覺得很開心。這個事情就在一個月前，那時候我想，下次來中國的時候一定要向何先生報告這個事情，現在不能報告了，很可惜呀。
文鏞盛（韓國昌原大學教師）：
大家好，我是何先生收的一個韓國博士。1994年入學，1997年畢業回國了。現在在韓國的一所國立大學任教。我是1992年韓國和中國建交以後，比較早到中國來留學的韓國人，所以我一個人在新鬆公寓裏麵住。何師母幾乎每個星期都到我那兒去，那麼高年齡煮飯給我吃。我入學的時候，何先生向我要求兩件事情：第一是跟他好好讀書，第二是要跟他學長壽辦法。他的人品、寬容、笑容留給我很深的印象。我人生中最榮幸的事情就是我是何門的弟子、何先生的學生。我也想做像他這樣的學者，現在我的任務就是要在韓國發揚何先生的學術精神、學術思想、學術業績，還有何先生的人品、人格，我會做到。
楊共樂（北京師範大學曆史學院教授）：
在各位先生麵前，我算是晚輩。何先生與我之間，包括我家裏人之間，關係也非常密切，相處過程中，我學到了很多，雖然有些東西我還不大明白，但他教給我的東西確實很深刻，意義很大，使我很受啟發。其他方麵我就不講了，我覺得何先生在見識和選擇方麵確實是有他自身的特色，舉兩個例子。第一，在選擇方麵，20世紀30年代，從嚴格意義上來說，何先生選擇的是辯證唯物史觀。我們接觸的大多數是1949年之後的唯物史觀，但何先生接觸的是20世紀30年代的唯物史觀，而且自從接觸後一直堅持到現在。雖然何先生覺得自己在很多方麵不如師輩，但是又在某些方麵超越了師輩，何先生也就將成就歸功於對辯證唯物史觀的運用和對曆史的解釋上麵所取得的成績。第二，在民族的大義上，我自己認為何先生比他的老師輩要高明。當陶希聖往汪偽政權走的時候，四個學生都跟著他走，唯有何茲全先生寫信勸陶先生不要走這條路，唯有何先生在民族大義的選擇上堅定不移，堅定不移！何先生在美國的時候，他的老師傅斯年到台灣去了，胡適當時在美國，最後也選擇到台灣去了。何先生可以到台灣去，也可以在美國留下來，也可以回中國大陸來，他最後選擇回到中國大陸，後來又選擇了共產黨，用他自己的話講，他是“向共產黨投降”。所以這個選擇從長時段的角度來講，不是一般人能做的，所以在這些方麵我認為何先生已經超越了他的師輩，因為一個人的成就不僅僅是某一點上的，恐怕是綜合性的。第三，在學術方麵，不論是從中國的傳統來講，還是按照何先生自己的話說，學術就是研究大問題，曆史學就是研究大問題，如果近時間段大量地看中國的史學的話，中國的史家有高的追求，也確實付出了實踐，這一點和西方的史學家是不一樣的，何先生自己是這樣做的，同時他要求我們也這樣做，他始終認為學問是鑄成的，不是吹成的，實在的東西是經得起檢驗的，是做出來的，所以何先生的地位是靠這樣積澱出來的，這就是何先生的選擇。當然，在這些方麵何先生對我們也有要求，他認為學術方向必須要明確，曆史學學術方向細化的話，就沒有生命了，好像是轟轟烈烈，實際上解決不了問題以致會進入死胡同，這一點對我們影響很大。另外，我自己認為有很多需要向何先生還有其他先生學習的，就是視學術為生命的一部分、生活的一部分，何先生對學術是無怨無悔終身追求的。他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習的時候，選擇的課程有大量世界古代史課程，他的書也多是世界古代史，他告訴我，因為他的目標非常清晰，就是中、西比較，如果不學世界古代史這門課，就意味著中、西很多可以比較的大問題看不清，所以何先生的目標非常明晰，都是關注大問題，到某一時段攻不下來這個問題的時候他會退下來繼續準備，繼續補課，繼續解決大問題，未來的目標還是解決大問題。即使遇到很多不公正待遇的時候，何先生還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學術，他是30年的副教授，他對我講，共樂啊，哪有30年的副教授還能堅持住啊。盡管是30年的副教授，何先生還是很知足，何先生還是有很多其他機會的，當時的二十四史點校大工程最後剩下的就隻有他了，其他人早已經走了，我再舉個例子，先生走的前一天、大前一天我還去了，盡管已經插了管子，先生依然還在看報紙，說話依然清晰。何先生一直在寫中國中古社會，因為中國上古社會已經寫好了，下一步是中國中古社會，已經寫了十幾萬字，先生生前我們料想這部書完成的可能性不大了，所以寧老師幫了很大的忙，先生說，上古社會寫出來了，中古社會怎麼能寫不出來呢？雖然後來還是沒有寫完，但十幾萬字還是寫好了。先生一輩子都在不懈追求，我也捫心自問，我能不能做到，我打問號。他這種精神對我影響很大。齊世榮先生見到陳垣老先生的作品，說了一句話：“每個人在陳垣老麵前隻能說努力。”在何先生麵前我們也隻能說努力，也應該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