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愛的何茲全先生離開了他熱愛的教學事業，離開了他為之辛勤耕耘了半個多世紀的教學園地，何先生的不幸逝世，是我國學術界的巨大損失，更是我們北京師範大學的巨大損失。
第一點，何先生的學術精神、學術思想，對我們最有教育意義的就是他的開拓創新精神。先生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研究寺院經濟，那時這個領域的研究是一片空白，到50年代用馬克思主義學說研究中國的曆史，創立自己的曆史分期學說，再到91歲高齡拿出自己的代表作，始終貫穿的就是開拓創新的精神。第二點，是他非常重視理論的思考、理論的創新。何先生始終堅信，雖然在當前階段辯證法不被學術界重視，但是過一段時間，辯證法終會成為學術研究的根本指導思想。
正像各位先生所講，我也堅信，何茲全先生的學術事業是永存的！他的思想風範是永存的！
高毅（北京大學曆史學係教授）：
今天我懷著悲痛的心情來參加何先生的追思會。說到何茲全先生的學術研究，我沒有什麼發言權，因為我是學世界史的，學法國史的。但是何茲全這個名字對我而言還是非常熟悉的。因為從上大學開始我就記住了這個名字，這不僅因為他是我們大學何芳川老師的父親，同時也因為他是魏晉南北朝史赫赫有名的權威。
何先生的辭世是史學界一個重大的損失。特別是剛才聽了各位講述的何先生做學問的精神、待學生的熱情，不禁產生一種憂慮：在現代史學界能像何先生那樣做學問的，能像何先生那樣待學生的，究竟還有多少？
我會在回去之後，在我們係的大會、小會上，抓住一切機會宣傳何茲全先生，讓我們的老師、我們的學生都以何茲全先生為榜樣，來做學問，來培養人才，來發展曆史學科，為我們的曆史學事業做出自己的貢獻。
郭小淩（北京師範大學曆史學院教授）：
我是1981年到曆史學院工作的，為此感到非常榮幸，因為我在北師大工作的近30年內，能夠遇到這麼好的、品格高尚、非常智慧的一代老學者們。何先生是其中之一，我覺得何先生的辭世可能意味著一個時代的結束。
我感到，何先生是一個非常智慧的人。他經常用非常有趣的故事來比喻曆史學的價值。意思是說，交通警察無論怎麼頤指氣使，但最終總是要接受火葬場工人的審判。他用這一暗喻來說明曆史學。何先生也是一個非常高尚的人，每年都要給貧困學生一些捐助，這是不公開的。在何先生和師母精力還比較充沛的時候，隔一段時間就會邀請在北師大曆史係工作的有過上山下鄉經曆的青年老師們到他家裏、到實習餐廳吃飯，暢談人生。
那麼，如何繼承他們優秀的品德和傳統，然後再傳給我們的學生？這是我們特別是院裏的主政者，在追思何先生的時候需要考慮的問題。
張國剛（清華大學曆史係教授）：
我16日上午接到寧欣教授關於何先生逝世的消息，就立即趕到先生家中。之後就到外地開會，剛剛回來。沒能送先生最後一程，感到非常遺憾。
何先生曾說過一句話引起我的思考，他說，他如果是十幾年前出生，就不會那麼激進了。正如剛才郭小淩先生講的，何先生的去世是一個時代的結束。他這一代人是民國初年出生，和他的前輩不一樣，陳寅恪、傅斯年都是19世紀末出生的，那一代人大概是五四前後進入學術界的，除了少數的一些激進派，大多數搞學問的人還是懷著用東學來抵抗西學的追求，或者是用融入東學的西學進行研究，比如陳寅恪。當然，像何先生，包括我的導師這樣的人，30年代在大學念書，那時候國民黨打內戰（1927—1937年），接著是抗戰，他們這些人在學術上的追求可以說是在當時中國占主流地位的了。當時西方的史學研究思想在中國也很盛行，就看你選擇誰，何先生選擇了唯物史觀，用辯證法研究社會經濟史。現在看來何先生一直沿著這條路線在走，50年代他回到中國大陸，真的是愛國一書生。何先生不但功底紮實，還認真研究理論問題，在那代學者中，像何先生這樣注意理論問題、宏觀問題的很少，而且他在總的方向上把握很準確。我想這是我們應當好好向先生學習的。
孫家洲（中國人民大學曆史學院教授）：
我代表人民大學曆史學院對學界泰鬥何茲全先生的逝世表示痛心和哀悼！同時，也請何茲全先生的家人、弟子以及北師大曆史學院的同人們、領導們節哀順變，共同努力推進學科建設，完成何茲全先生未竟的事業。
何茲全先生在學術上有很多方麵值得我們景仰、學習，有一件更是應該說是令我永生不忘。我在《光明日報》上偶然看到何茲全先生的文章，大概兩三千字，講現在看來中國古代史分期的討論一時很難取得學界的共識，所以與其再在大的理論框架下進行討論，倒不如回過頭來，集中到具體問題的研究和討論之中。作為一派學說的宗師級人物，能夠這樣看問題，何先生開明的心態值得我們學習。
說到對我個人的幫助，我僅僅說一件事情。2005年，人民大學籌建國學院。在籌建過程中，我們想聘請五位德高望重的先生做國學院的特聘教授，我建議應該請何茲全先生做史學的特聘教授。當時我心裏非常忐忑，因為我深知人民大學國學院是剛剛建立的一個教學科研機構，並且社會上還有各種不同的看法，甚至有非常尖刻的批評。在這種情況之下，何先生沒有片刻的猶豫，當場就慨然允諾。想想何先生以往的事跡，值得我們尊敬、緬懷的真是太多了。特別希望以後人民大學曆史學院和北師大曆史學院加強學術合作，在我們前一代學者奠定的基礎之上，有更好的發展空間。
郝春文（首都師範大學曆史學院教授）：
我們也是第一時間接到了何先生仙逝的消息，首都師大曆史學院也發來了唁函。今天上午，我也和我的老師寧可先生一起到八寶山去送別何先生。何先生也是我論文答辯時的座主。所以我想，何先生教書育人的範圍，看來是不限於北京師範大學，還覆蓋了我們北京的其他學校，還有聊城大學。好多位先生都提到了，何先生取得了巨大的學術成就，我想強調的一點是，何先生他不僅是很多學術領域的開拓者、開荒者，他的學術成就還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他能吸引很多人到他那裏，跟著他一起開荒。舉一個例子，就是佛教社會史，張弓先生和謝重光先生都提到了，他們直接受何先生影響。其實像佛教社會史這樣一個領域，在20世紀80年代，可參考的成果很少，似乎隻有兩個：一個是何先生的成果，一個是法國謝和耐的成果。當時的一批中青年學者從事這個課題，甚至於整個社會史都受到了何先生的影響。似乎說何先生是既開風氣又為師，帶動了很多的年輕人和不同的研究領域的發展。
劉馳（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所研究員）：
我是曆史所的劉馳，代表我個人及魏晉南北朝史學會來參加何先生的追思會。何先生從1984年開始，就擔任起我們學會顧問。剛才有兩位先生都講了何先生是他們的碩士論文答辯組委會的學術委員。我也一樣，我1982年畢業的時候，何先生是碩士答辯委員會主任。我今天主要講兩件小事，是何先生個人方麵的。第一件，我1978年參加研究生考試，報考了中國科學院曆史所研究魏晉南北朝史。我當時的一個同事聽說我報考了這個專業以後，她就說她的一個姨夫（即何先生）也是學這個專業。我就說你能不能帶我去見見何先生，我想請教點問題，雖然我不記得當時跟何先生請教的是什麼問題，但我想那些問題應該比較幼稚、比較混亂，但是何先生很耐心地跟我講了這些問題應該怎麼認識、怎麼理解。令我很受鼓舞的是，當時何先生跟郭先生說了一句話：“我覺得這個孩子，從提的問題上來說，可以做個研究生。”這是當時這個領域的專家給我的第一句鼓勵的話。從中能看出何先生對於後輩的提攜。那個時候其實正是何先生多產的時候，但是他卻能拿出時間給予一個素不相識的後輩很多的幫助。第二件事，可能陳琳國先生還記得，是1986年我們學會到外地開會。一天早晨，我到何先生的房間，何先生和郭老師都在，可能說的時間比較長了，之後突然想起來我們今天得走，我們三個人就出去到停車場，發現其他人已經出發了。王仲犖先生的學生傅克輝堅持要派小車，何先生拒絕了。坐上長途汽車去了蓬萊。到了那裏以後趕上大隊人馬都已經逛完了，所有的人都覺得很不好意思，都說留下來等何先生。何先生說：不不不，我不能耽誤大家的時間。最後我記得當時是兩輛車走了，一輛車稍微等一等。我們就往山上走，其實沒走多遠，照了張相，何先生就說：走走走，咱下去吧。我從這裏邊就感受到兩點：一個是何先生怎麼寬以待人，再一個就是嚴於律己。老一輩的風範不僅僅體現在學術上，還體現在其他各個方麵。
鄭師渠（北京師範大學曆史學院教授）：
何先生還談到做學問要重視理論，他講他小時候對理論比較感興趣，特別談到考茨基的《基督教的基礎》，建議我看一下，後來我去找來看了，那是個大厚本。但是非常慚愧，我沒有好好把它看完。我想何先生不僅對我一家很關心，對很多人也都很關心，除此之外，他對學校、對係裏也很關心。他常常跟我談係裏的工作，對係裏年輕人給予充分肯定，認為現在年輕人主政，有幹勁，有思路，會幹。所以，他不僅關心年輕人在業務上的進展，還關心我們年輕幹部，特別是管理幹部，認為他們能推動係裏學科更好地發展。我覺得何先生這方麵很令我感動。最近我特別翻了一下何先生的一些文章，感觸很深的是“擇善而固執之”，這句話確實反映了何先生追求真理、堅持真理的一種品格，這種堅持在政治上、學術上、理論上都能體現。政治上，老先生在海外多年，早年參加國民黨，最後決定跟著共產黨走，回國。當時他跟老師胡適關係密切，胡適對當時要回國的學生的建議是“不回去，晚回去”，不回去最好，這個意思是說能不回去就不回去。但是何先生回來了，說明他很自主。我看他書裏還講到90年代他北大的同學吳先生從台灣到大陸。在北大，接待他的是何芳川，所以吳先生就調侃何先生說：“你是無產階級的老太爺。”因為他是何芳川的父親。當時，何先生也跟他開玩笑說：“你是資產階級老太爺。”這個好像是開玩笑，但在後來的著作中他提到這個問題，就是21世紀初，他到台灣講學，希望吳先生在台灣獲得資助。他特別提到，通過這本書，我希望同海外的華僑、同人談談國家大事。何先生說吳先生長時間沒有回應我這本書，但是他回應了後邊的那句話“和海外的華僑、同人談談國家大事”。他說，你自己都投降了，還要到海外來招降納叛嗎？這句話就能反證，原來吳先生說“無產階級老太爺”，不完全是簡單調侃，他就認為你是，但是何先生就認為他不對，他講：“你可以不讚成我和海外華僑怎樣談話對不對，但你不能否認台灣同胞和大陸同胞是一家人，都是中華民族的後裔。我怎麼就不可以談呢？”他說：“我把這篇文章寄給了紐約的華文的《世界日報》的民主欄，但民主欄不給我登，他們不給我民主。”從這裏我可以看出來，何先生的思想脈路，從國外回到國內，從國民黨到共產黨，他對政治上的進步追求是很固執的。學術上大家了解比較多了，魏晉封建說他從30年代堅持到了90年代，不管外界有什麼壓力，他始終不改變自己的觀點。他還堅持“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即使他的老師跟他觀點不一樣，他依然堅持真理，這在學術上是可貴的。當然更重要的一點，是他在理論上的執著，也就是堅持唯物史觀。何先生在書中提到一個觀點，他講五四以後，中國曆史學界思想的發展有兩個係統，一個係統是以五四時期的同人，胡適、傅斯年這些為代表；再一個就是參與30年代社會史論戰那一部分人形成的另一個係統。五四學人後來在高校裏擔任教授，基本上是西方資產階級的史學發揮影響；而30年代社會史論戰裏麵很多人是用馬克思主義、用唯物史觀討論問題，但這部分人後來都沒有進入高校，因此，這部分人的影響逐漸縮小了。按這個觀點認識近代思潮的發展、史學的發展，我認為是重要的。何先生說他是出於後麵的這個係統，也就是說他是從參加社會史論戰，關注理論，關注唯物史觀走到現在的。在20世紀90年代，我們經濟學院建院十周年的大會上有段講話明確提出，現在中國思想界、學術界相信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是多數還是少數呢？何先生說，我認為是少數。過了二三十年，我們來回味一下，今天是多數還是少數呢？恐怕是更少數。但是何先生的文章裏一直在講：“我始終認為馬克思唯物史觀到現在還沒有被超越。”而且他分析了現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不盛行的三個原因：第一點，改革開放以後有許多西方新的理論傳進來，有新鮮感，有人吸收是對的；第二點，我們的教條主義害死了唯物史觀；第三點，我們黨內幹部的作風也拖累了馬克思主義。我認為這三點真的講得非常實事求是。他認為，辯證法、唯物史觀還應該成為史學研究的指導，還應該被許多人關注。在學術界許多人都不再相信馬克思主義的時候，何先生堅持了一生，這不是執著嗎？和這相聯係的是他對於大問題的關注，他在文章裏講：“我一生治學，都是貼近國計民生。你看，我研究的問題，中國古代社會、漢代兵製、佛教寺院經濟都是關乎國計民生重大問題的。”他認為現在的研究麵雖然擴充了，但主幹不能丟。現在我們很時髦，反對宏大敘事，走向細化。一些過去不被注意的領域和問題被提出來都是需要的，但是宏大敘事有它存在的必要。我記得劉家和先生在上次的史學理論會上特別強調，說史學從來都要抓大問題，因為具體的細枝末節的事太多了。所以我認為何先生堅持唯物史觀，堅持史學研究要關注重大的問題，這個思想是很執著的。何先生的去世，意味著一個時代的結束。何先生是傳統教育出身的，留過學，回國又接受馬克思主義，在史學領域做出這麼大的成就，他在學界裏年齡最大，他的離去，意味著這個時代真的很清晰地離去了。何先生是北師大的資深教授，是我們學科的一棵大樹、一座可依靠的山。現在，他隱入曆史，遠去了。當陳垣先生、白先生、何先生都隱入曆史的時候，我們北師大怎麼發展？當然，何先生的精神、學術我們要繼承，但是更應該考慮怎樣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