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何茲全教授去世後，北京師範大學於2011年2月21日舉辦“何茲全教授追思會”，校黨委副書記王炳林主持，資深教授劉家和，曆史學院分黨委書記耿向東、院長楊共樂、部分教師，何茲全先生弟子、生前好友等30餘人出席了追思會。
劉家和（北京師範大學曆史學院教授）：
我同何先生交往達58年之多，何先生對我一直非常關懷。當時他剛從美國回來，把帶回的新書借給我看，並且關心我的研究選題，為我提供資料，對我的成長十分照顧。在中外古史比較研究方麵，何先生是我的引路人。
何先生具有強烈的愛國精神，1950年毅然歸國，此後即使遭受不公正待遇，最委屈的時候也沒有動搖，從未置疑自己的這一選擇。
何先生對教育事業盡心盡力，九十多歲高齡時還在教學，曾說“要教到我不能教的一天為止”，這種寶貴精神值得我們學習。
張弓（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所研究員）：
我是1961年從北師大曆史係畢業的，是何先生的學生，50年以來，一直在北京，所以與何先生時時接觸，不管我工作有什麼變化，始終與何先生保持聯係。今天長話短說，我想講講兩度聽先生講課和兩次跟先生談話的事。
第一次聽老師講課是1958年年初，也就是我大學一年級下半學期，當時“大躍進”剛開始，師大那個時候所謂的“教育革命”已經開始，開始批判老師、批判所謂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而且在史學界，當時有五朵所謂的金花，裏邊有一個曆史分期問題，當時主張魏晉封建說承受很大的學術壓力。第一次課何先生不去談這些問題，隻是講述豪族的發展、大土地製的發展以及自由民的依附化。第二次講課是20年以後了，1978年年底，當時我是研究生。這次講課講了兩個半天，就講他那兩篇著名的文章，給我的影響很大，我就把寺院經濟的研究定為自己的一個課題。何先生影響了我做這個課題，我搞了30年。
兩次談話，一次是1961年的五、六月份，將要畢業分配的時候，何先生有一次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找我個別談話。他說現在中央要搞一個調查研究，了解一下學生讀書多少，他給我一張紙，上麵大概有100部書的名字，讓我如實地來講一下。我一看，非常汗顏，沒有看過的書多，看過的很少，這是時代的原因，之前的經曆都是勞動。何先生就安慰我說，不要緊，你們來日方長。第二次個別談話是在1982年年初。那個時候是在曆史所，唐長孺先生寫信來，讓我們去拜訪何先生，說何先生要招博士生了。何先生問我能不能報考他的博士生，我當時因為在曆史所裏邊已經有任務，而且那個時候已經44歲了，所以我對何老師說，您永遠是我的老師，而這次我這個博士生不好考了。那一次何先生和我聊得非常愉快，讓我感受到他的治學思想。
這54年的接觸使我感到何老師一貫很重視宏觀的視角對曆史研究的指導作用，我想這和北大的學術傳統是有血脈承繼關係的。回憶就到這兒，我念一念給老師的挽詞：“周漢方封魏晉方封淡對風評儀範在，律乘也史僧籍也史欣張數業器局新。”
陳琳國（北京師範大學曆史學院教授）：
我上本科的時候何先生就給我們上過課，之後我成了何先生的碩士生，後來又是何先生的博士生，何先生晚年的時候我回到師大幫他帶博士生，可以說是“三世因緣”，跟隨何先生左右。今天我們懷著萬分悲痛的心情來懷念何先生。我們懷念何先生，作為何先生的弟子，就是要繼承何先生的遺誌，發揚何先生的學術精神，多做何先生所希望的具有開創性、突破性的學術工作，光大先生的師門。
什麼是何先生的學術精神呢？我體會就是何先生對學術事業的無限熱愛。這一點恐怕是今天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不具備的，或者是差得很多的。何先生可以說是把學術事業當成自己的生命，把做學術研究作為自己人生的最高理想、最大的目標。因為大家所知道的種種原因，何先生在新中國成立以後受到政治運動的影響，在“四人幫”倒台以前沒有能夠很好地進行學術研究。我到師大來讀研究生以後，先生在學術上的確又重新煥發了青春。據我的不完全的統計，先生在1991年時已經是八十一歲的高齡，他在從1991年到2001年10年的時間裏，1991年出版了代表作《中國古代社會》，1993年出版了專著《曆史學的突破、創新和普及》，1994年出版了《三國史》，1995年出版了《中國通史》的第五卷（這是由白壽彝先生主編的，其中的魏晉南北朝部分由何先生編寫），1997年出版了《中國文化六講》和《愛國一書生——八十五自述》，2001年出版了《三論一談》，幾乎每年都有新的著作問世。而且由於何先生執筆非常嚴謹，所以先生的著作都是具有開創性和突破性的成果。2001年以後，何先生主要在編他的文集，這就是後來由中華書局出版的六卷本《何茲全文集》。當然，還有另外一些比較零散的著作。由此可以看出，何先生從八十一歲到九十來歲，始終孜孜不倦地為學術事業奮鬥，進行學術研究，做出了這麼多傑出的貢獻。
何先生在2000年以後編輯出版他的文集的時候，不幸先生和師母的獨子、前北京大學副校長何芳川病逝，這對於何先生和師母都是很沉痛的打擊，師母因為思子心切不能自拔，在一年多以後，隨著芳川兄也走了。這兩件事給高齡耄耋之年的何先生身心都帶來了非常大的傷害和痛苦，在這樣的情況下，他仍然時刻關心著學界，關注著曆史學院的發展，仍然在指導著自己的博士生，並且主編曆史學院的兩套叢書《中國上古政治和社會叢書》及《中國中古政治和社會叢書》，現在《中國中古政治和社會叢書》在慶祝何先生百歲華誕時已舉行了首發式，遺憾的是即將在今年出版的《中國上古政治和社會叢書》，先生看不見了。我們作為何先生的學生，作為何先生的弟子，一定要學習何先生這種對學術無限熱愛的精神，把我們的工作做好，在學術上做出我們的貢獻，以告慰先生的英靈。
謝重光（福建師範大學教授）：
我是先生1984年招的首批博士生，但是我受教於先生的時間比1984年還要早。我在廈門大學讀書的時候，慢慢對寺院經濟發生了興趣，然後也就讀到了先生早年的著作，受到很大的啟發。那時我是一個很年輕的研究生，就貿然給先生寫信請教。原以為這樣會打擾先生，沒想到先生很仔細地給我回信，給我很多指導，我因之受到很大的鼓勵，所以碩士畢業後就考入何師門下。有關先生的道德文章大家都講了很多，我就不多說了。想講的一點就是先生對真理的堅持。在當時那麼大的政治壓力下，先生能夠堅持魏晉封建說，從容麵對，從不改變自己的學術立場，這一點對我們的教育非常大。還有一點就是我們做學問做久了，有時候會有一點厭倦感，特別是目前這個社會很功利，別人都忙忙碌碌去做別的，有人很清閑，我們很辛苦，埋頭在書齋裏，有時會想也偷閑一下，但一想到先生那麼大年齡了還用“老牛自知夕陽晚，不待揚鞭自奮蹄”的格言自勉就非常愧疚。自己想要偷懶和放鬆的時候，就感到很對不起先生。剛才也說到先生的學術領域非常廣闊，其中一個學術領域就是漢唐的寺院經濟，我在先生的指導之下也做這方麵的研究，但距離先生的要求還差得很遠，所以現在我們緬懷先生，就是要把先生未竟的事業做下去，這樣才能告慰先生的在天之靈。
薛軍力（廣東韓山師範學院教授）：
剛才幾位老師和我的師兄都對先生的學術成就談了自己的體會，我這裏對先生做人方麵談一點自己的體會。
記得我們剛跟先生讀書不久的時候，有次先生跟師母談起來，說他那一天寫了500字，剛好何芳川大哥到家，何先生就跟他念叨說，你看我一天隻寫了500字，芳川大哥說，你想你一天500字，一年要多少字？十年要多少字？何先生聽了覺得有道理。何先生給我們講這個道理的時候，是說應該對學問孜孜以求。另外何先生平易近人，你為先生做一點事，他就很感激。正如兩句西方諺語所說，跟偉人接觸多了以後，會感覺這個偉人就是一位平常人。
吳懷祺（北京師範大學曆史學院教授）：
我很有幸在我求學期間得到白壽彝先生、何茲全先生的指導，何先生對我的指導往往就在一句話、兩句話之中。那時我們入學以後，北京到處都有講座，我們到處去聽課。何先生告誡我們：“學問是做出來的，不是聽出來的。”講座應該聽，開闊視野，但是光聽是不行的。先生給我一生的治學一個很大的警示。
回顧一下何先生的治學，我總結為這樣兩方麵：求新的思維，愛國的學人。我在先生的《中國古代社會》（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再版序言”找到這段話：“就曆史理論說，辯證法沒有過時，它仍是曆史理論的先進理論。使它失勢的是學術以外的因素。我估計：不久之後，在正常情況下，辯證法會在史學領域重整雄風，再領風騷！”先生講到中國文化的未來，說“我對中國文化在未來世界能夠存在而且發揚光大，是有信心的。信心來自中國文化的精神符合人類未來社會的需要。人類社會總是一步步走向一體化，一步步走向和平，一步步走向世界大同，而這些正是中國文化精髓所在。中國文化和未來世界的文化思想的精神需要合拍。中國文化會受到重視。中國文化的前途是光輝的。”
所以，我對先生總的感受就是，“求新的思維”和“愛國的學人”。
馬亮寬（聊城大學教授）：
各位領導，我受聊城大學校長的委托，參加何先生的追思會，緬懷何茲全先生。在與何先生的接觸中，感到有兩點對我們的教育很大。一點是何先生尊師重道。我們在聊城大學成立了傅斯年研究所，當時找到了何先生。何先生說：“傅先生是我的恩師，過去對他有很多不公正的評價。如果你們對傅斯年先生進行研究，隻要力所能及，我一定會對你們提供幫助。”
其次，先生對後人非常關心。先生95歲高齡時完成《民族與中國古代史》，得到9000餘元的稿費，何先生湊夠一萬元讓我帶回，在聊城大學設立了獎學金。我也是菏澤人，後來對傅斯年和何思源先生進行研究，何先生說：“何思源是我的族兄，一直支持我讀書，我一直想給他寫個傳記和年譜，現在心有餘而力不足，也苦於沒有資料。你們如果研究，需要我做什麼，我會努力為你們鋪墊。”後來先生擔任聊城大學的名譽教授，每隔一兩年就到聊城大學講學，堅持不要報酬，不接受饋贈，拒絕任何形式的招待。
先生仙逝，聊城大學全體師生感到很悲痛，對先生深切緬懷。
陳其泰（北京師範大學曆史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