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筠
站在京師園原本應屬於爺爺奶奶的房間裏，窗外霧蒙蒙的，令人有點疑惑，是否這就是北京的秋天。“你幹嘛還留這麼破舊的兩個箱子呀？”耳邊傳來朋友的聲音，她正不解地看著我。回過神來，望著眼前兩個黑色的鐵皮箱子，每個箱子上都赫然用紅色的漆寫著“中國北京何茲全”七個大字，心中黯然。“這是我爺爺當年從美國回國時帶回來的，留著作個紀念。”我對朋友說。手撫著箱子，想起和爺爺一起度過的歲月。
我五歲多從蘇州到北京和爺爺奶奶同住。那時父親平時住北大，母親和未滿周歲的妹妹還在蘇州。我們祖孫三人就擠在北師大工一樓一間小房間裏。剛到北京語言不通，爺爺奶奶隻好麻煩說上海話的鄰居幫忙翻譯。翻譯不在，我隻能靠手腳比畫。有一天爺爺帶著我去西單，抱著我在糖果部買糖，隻要是我手所指的，他就會買給我。長大以後他每每提起買糖事件，總是半開玩笑地罵我說，“這龜孫兒，不說話，隻是用手指，指的都是最貴的糖”！但疼愛的表情都寫在了他的臉上。一個月後，我突然從一句不說，到能講一口流利的北京話，溝通順暢多了。那時奶奶還在39中教書，爺爺在家裏待的時間比較多，我因為是第三代，無法上師大的幼兒園，就留在家裏。我每次要下樓玩，爺爺都會囑咐我不可去太遠的地方。因為樓下有堆沙土，就規定我隻能在樓前樓後沙土堆玩，以便找我。因而每次祖孫兩人的對話都是千篇一律：“去哪兒玩了？”“樓前樓後沙土堆。”記憶中沒有什麼玩具，而同伴都是男孩兒，隻我一個女生，跟著他們一起打仗，爬樹，跳防空洞，用黏土做坦克，吃玉米秸稈，快樂得很。有時候爺爺也會帶我一起出去，經過圖書館、主席像一帶到主樓。剛到那時正值冬天，常常下雪。從小在南方長大的我，見到鵝毛大雪自然興奮異常，問爺爺是否可以在雪地上打滾。爺爺永遠是好爺爺，有求必應。偌大的空地上，躺在鬆鬆軟軟的雪地裏滾來滾去，高興得不得了，連吃到嘴裏的雪都是甜甜的。爺爺看到我開心，他比我更高興。那是我在北京見到的最大的幾場雪了。爺爺後來也常感慨“不知從何時開始，北京的雪越來越少，越下越小，再也不可能讓小人兒在雪地裏打滾了”。
爺爺很少開玩笑，但記憶深刻的是爺爺常推著一個小三輪車，讓我坐在裏麵，帶我去係裏。一邊走，爺爺一邊叫“賣小孩兒囉，十塊錢一個”。我心裏雖然覺得不可能，可還是很緊張地說“爺爺不要賣我”。每次爺爺都會回答說“爺爺不賣我丫頭”。到了下一次又會重複同樣的對話，屢試不爽。爺爺雖然覺得好玩，但每次都會說“這丫頭真傻，傻人有傻福吧”！
半年後妹妹也從蘇州來和我們同住。這時工一樓的小房間實在不夠住，爺爺向學校借了文史樓三間教室。我們就這樣搬到了沒水沒暖氣的文史樓。那時沒人上課，整個文史樓空空蕩蕩，除了有一位老師偶爾會住那裏外，隻有我們兩老兩小。我們住在四樓的教室裏。取暖靠生煤爐，水則是靠我父親每個周末回來擔水，裝滿兩缸，供我們四人一星期所用。記得有兩間教室是連著的，一間是我們睡覺的地方，另一間是爺爺讀書寫字的地方。一開始我和妹妹並不知道爺爺就在隔壁，隻知道每天一早爺爺就去上班了。直到有一天他不小心咳嗽，被我們兩個聽到，這才明白他就在隔壁。從此兩個教室中間的門打開，爺爺也不用早上出門上班了。他那時在寫什麼稿子，寫累了，就過來和我們玩會兒。文史樓的生活是艱苦的，上廁所都是在煤灰上解決，然後用鐵鍬鏟到窗外。很多年後我經過文史樓，還和妹妹開玩笑說，那後麵的土地肥沃，我們當年貢獻不少。可我們小的時候，那開闊的陽台、長長的走廊都是我們的樂園。在這樂園裏，少不了爺爺的嗬護。直到有一天爺爺以前的朋友勞幹教授的兒子從美國來北京，通過相關部門要找爺爺。上級領導大概考慮到影響問題，匆匆忙忙把我們一家從文史樓搬到工五樓。雖然最終領導還是決定不讓客人到家裏坐坐，隻是到民族飯店見了一麵，我們卻因此而過上了有水有廁所的日子。記得當時工五樓樓梯的台階都是坑窪不平的。我們住在三樓，我一人住一間，爺爺奶奶帶著妹妹住另一間。記憶中每天晚上都做噩夢，直到今天心理上還是不喜歡工五樓的，有一種陰陰的感覺。三四年後我們搬到了全新的工十樓，說也奇怪，從此再也不做噩夢了。但無論我們住哪裏，工一樓、文史樓、工五樓、工十樓，爺爺的生活都是非常規律的。每天一早出去運動一個多小時，慢跑，快走，打太極拳，風雨無阻，從未間斷。除了上課，開會，其他大部分時間都是在讀書、寫字、思考問題。爺爺在我的心目中，很多時候都是定格在他的書桌前，坐在他的圈椅上，一邊看書，一邊寫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