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郭先生的每月工資為一千多元，何先生大概有八千元左右，每個月初4號，我會準時從郭先生手裏拿到存折，她告訴我，把整錢存一年定期，其餘零頭約不足千元取出為家用，幾乎月月如此。那時上銀行已經要排長隊，我會事先告訴郭先生可能要等待一刻。每當趕上在銀行排長隊，我就思考編輯或構思組稿或幹脆動手寫稿，由此一舉多得，並不認為是在浪費時間，同時磨煉自我耐心。最大一次收獲是在一次10月初國慶放假期間到中行排隊將近兩個小時，我就構思了一篇如何孝敬老人的文章，後來在網上投稿被評二等獎，獎品為四雙多威牌老人鞋，高興之餘，深悟因果。
記得有一次，二老登記辦理買窪裏的住房，在簽約前要交一筆預付款，那天剛早上過八點半，我就隨何先生一起從小紅樓出發，步行到中國銀行取錢，又分別走到對麵的農行和工商銀行取錢，最後走到太平莊橋北一家建設銀行去交款，總共大約十萬多元，這一折騰就已經過午，從銀行出來何先生馬上揮手打一輛出租直接回家，我很佩服他那麼大的年歲，那樣能走路，思路非常清楚，做事有條不紊，精力那樣充沛，完全不像九十以上耄耋高壽的人。無奈，被忽悠也好，自願也成，反正當時買房成為很多家庭的首要大事。不久，又接到通知催繳房款了，在一個雙休日裏，由何芳川大哥出麵和我一起到銀行取款，也是我首次與何大哥一起共事，同時領略何大哥辦事的本領，事情不大但他顯得特別有涵養，穩穩當當地、不緊不慢地核對，填寫，計數，等待；我則自認為快手，有幾張被我粗心疏忽寫錯並重新填寫，通過這些小事，素養高低得以顯現。過些日子，何先生找出一方印石，請我給他刻一方閑章，就三字，稱“底子戶”，我自己在想，這是什麼意思？久想不通，也沒敢跟何先生當麵請教，大概是因為買那套所謂大房子即把老底全部搭上，或另有其意，始終沒敢問及。由此可見，買房是一個天大的幌子，一位經營教書大半個世紀的大師級學者，如想買單位優惠的房子也照樣捉襟見肘，不得不搭上全部家底，令人一感三歎。
末班車乘客
郭先生退休後依然有一顆飽滿的愛心，一如既往地做公益慈善和對需要幫助的人慷慨解囊。同時有計劃地撰寫著作、傳記、雜文等，分別在台灣和內地出版。有一次二老應邀到河南大學講學，他們謝絕了學校準備好的宴會，而到學生食堂和學生一起就餐，還將學校發的講課費全部捐給了貧困學生，資助他們完成學業；何先生還將編選傅斯年先生文集獲得的稿費全部捐給傅斯年基金會；2008年四川汶川發生地震，在第一時間，何先生就把我叫來，囑咐我馬上去取錢，人民幣一萬元，交到師大黨委，何先生成為北師大首個捐獻特殊黨費和錢數最多的黨員。從抗美援朝把家裏的黃金捐出直到晚年，二老一如既往地做公益，幫助周邊有困難的人，資助貧困學生……一次又一次，數不勝數。每當天災人禍發生，二老均慷慨捐款，以實際行動表達了對需要幫助的人們的愛。然而，對於社會上的腐敗現象，二老卻深惡痛絕，無法容忍，這在《三論一談》等書中多處表露。
2006年6月，突如其來的噩耗——何芳川大哥因長期超負荷工作突患急病遽然離世。對於如此厚道善良一輩子的何郭二老真是沉重的打擊，尤其是郭先生一夜之間蒼老很多，從此悶悶不樂，很長一段時間提不起神來。在我看來，一是世上所有母子關係之深厚所致；其二，無人能和郭先生在這件事上對話並疏通緩解，以致積勞成不治。我們看在眼裏又著急又痛心，一般說話特別小心謹慎和留有餘地。曾有幾次，在月初4號去小紅樓拿存折時，郭先生都不知將折子放在哪裏，得找半天，後來幹脆放到何先生那裏，原先，每逢春節在京學生都到小紅樓為二老拜年，同時包過年餃子歡聚一堂的熱鬧場麵，自何大哥去世後，幾乎不再重現，改為由何先生郭先生出錢，全體學生們到實習餐廳去吃圓桌，其氛圍遠不如在家溫馨。
2006年年底，郭先生身心受到重創而病倒，首次入住二炮醫院，當時醫生放話，郭先生的病熬不過半月，聽後難受好多天，以致晝不思飯夜難入睡，不時到醫院去看望，經過治療居然有緩。2007年春節過後的3月底，春暖花開時節，郭先生出院回家療養，此時還是無人能解除郭先生心裏的疙瘩，我始終認為郭先生沒大病，希望她能渡過難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