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慧梅
昨晚8點40分給師母打電話，得知她在二炮醫院，心裏吃了一驚，然後得知是外孫生病住院，老太太在值夜班。問清了病房號，鼓足勇氣去二炮。自從老師從二炮醫院走後，我這是第一次去，雙號、單號樓層分開的電梯，成排的座椅，開水房，我盡量不去看這些原本熟悉的環境。陪著師母值了夜班，整夜難以合眼，滿腦子是老師生病前後的情景，清早從二炮直接到辦公室，頭有點昏沉沉的。打開學校主頁，一個滾動的訃告特別刺眼，“何茲全先生訃告”？腦袋突然被刺激了一下。用力揉揉眼睛，“何茲全先生訃告”，怎麼可能，12月份我和何先生通過電話，說去時會給他帶去我整理的《王炳照口述史》，他在那邊“哦，哦”地諾著，很清晰。元旦前後路上見了照顧何先生的嶽大姐，她說先生還算硬朗。我準備過年後去拜訪何先生，準備帶上專程托人從河南帶來的棒子麵，是先生愛喝的粗糧，怎麼可能出現這樣的情況呢？
我不大相信，迅速打開網頁，上麵說先生是2月15日晚上走的，在英東學術會堂布了靈堂，還有21日的遺體告別會。我不能相信，去了曆史學院，看到了楊共樂院長，他正在忙著修改《愛國一書生：何茲全先生生平》，辦公室裏更是忙成一團。我在樓道上遇到正要外出的劉淑蘭老師，她邊走邊講，說大家都很詫異，先生身體一直挺好，隻是，百歲老人，年事已高器官衰竭……她說何先生走得很安詳，就像睡著了一樣。
回到辦公室，什麼都幹不了了，我很自責。從2009年10月份到現在，盡管曾數次打電話說去看先生，但一直未能成行，去年9月先生百歲大壽，隻過去和先生打了個照麵。從英東樓到先生居住的小紅樓，步行不到十分鍾，但我還沒有積聚好單獨見先生的勇氣，我知道要自報家門，我知道要講到我的博士導師王炳照先生，但我不知道如何和他說起王老師的遽然離去，我怕我控製不好自己的情緒，怕會惹起先生的傷心。所幸，何先生身體還好，有的是機會，就這樣在安慰中躊躇著，猶豫著，終於下定決心，準備新學期開始後去拜訪先生，可是，天不假時……
何先生是我做博士後時的合作導師。
我成為何先生的學生，據說他是“被導師”的。楊共樂院長曾半開玩笑地和我說過好幾次，說當初我進站時，他考慮到是教育學院王炳照先生的高足，就把曆史學院的老爺子抬出來了。
2006年6月27日，在王炳照老師和楊共樂院長的帶領下，我第一次到小紅樓拜見何茲全先生時，當我給他看學校統一印製的《博士後進站協議書》，他取出眼鏡，仔細正反看了兩遍，在“導師意見”一欄中極為認真地簽下“非常高興合作，何茲全”。那天他的老伴郭良玉先生也在場，她一邊頻頻勸我們喝水，喝飲料，說人身體中水占了70%，水對人體如何重要，一邊和楊共樂老師說，你哥哥正在醫院發燒啊，我多想替他啊，我的整個心啊，就像碾子在來回地碾啊。何先生淡淡笑著，輕輕說，老伴，我這裏有客人，你到臥室休息一下好嗎。後來才知道，那幾天他的兒子何芳川教授狀態特別不好，之後不久，他失去了生命中唯一的兒子。印象中，那天他就這麼一直淡淡笑著。
對於我的指導，何先生說他全權委托王炳照先生，說他是“掛名的”。他翻看了幾頁我的博士學位論文，其中“民眾教育館”的字眼勾起他青年時代的回憶，他建議我不妨利用自己教育史的學科背景，借用社會史研究方法將其進一步深入下去，之後，民眾教育館便成了我們之間最多的話題。我也變成了何先生的“掛名弟子”。
那一年，他96歲。
一般來講，博士後不大會被合作導師認同為弟子。更何況何先生是魏晉南北朝史專家，我的研究方向是民國社會教育史。何先生的很多著作我都大不熟悉，門下弟子我也大都不認識。甚至，何先生也不大認識我。即便留校工作後，他依然不大認識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