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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茲全師是我國著名的曆史學家，2007年秋，筆者求學北京，有幸得以忝列先生門下。三年來，恩師不以愚鈍棄我，耳提麵命，毫無保留地傳授治學、做人心得。從先生身上，我不僅逐漸找到問學的路徑，更深刻感受到先生身上所散發出來的人格魅力。早在1985年，先生在主編《五十年來漢唐佛教寺院經濟研究》一書的序言中，曾用“老牛自知夕陽晚，不用著鞭自奮蹄”的詩句自勉，但從先生身上，我們根本看不到學術夕陽的影子，而是如一輪噴薄的紅日，厚積薄發，不斷有新的學術成果問世。
1991年，在先生年登耄耋之際，代表先生深厚史學功底的《中國古代社會》一書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該書剛一出版，就在史學界引起了極大的轟動。劉家和先生稱其為“一部成一家之言的史學力作”[1]，瞿林東先生讚其為“別識心裁之作”[2]，林劍鳴先生則認為該書“反映了九十年代中國古代史研究的最新突破，標誌著中國史學研究的最新水平”[3]，甚而有學者直接說“《中國古代社會》一書是‘漢魏封建說’的扛鼎之作”[4]。2006年，彙集先生主要著作的六卷本《何茲全文集》由中華書局隆重出版，整個文集涵古蓋今，內容豐富，被學界譽為“史學研究的大美境界”[5]。該文集在2008年被評為“北京市第十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特等獎”；2009年又喜獲“教育部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人文社會科學）一等獎”的殊榮。這些獎項的獲得，既是對先生執教六十周年的慶賀，同時也是對先生在史學研究領域辛勤耕耘所作出卓越貢獻的肯定。時至今日，作為我國恢複研究生培養製度以來第一批博士生導師，先生以百歲高齡，仍孜孜不倦地培養著博士生，奉行著自己“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樂也”的教育理念。在先生百歲華誕即將來臨之際，新近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國社會史研究導論》一書，是先生70餘年來在社會史研究領域所取得卓越研究成果的總結。作為先生的學生，我有幸參與了文稿的錄入和校對工作，因之也得以一睹為快。多次展卷細讀，對先生的學術道路和治學方法，有了更深切的感受和認識，在此不揣淺陋，把自己極膚淺的體會寫出來，以啟迪後學，其間抑或有不當之處，敬祈先生見諒。
一
《中國社會史研究導論》[6]一書分為三編：
上編為“總論”，共四篇文章，分別收錄了《我所經曆的20世紀中國社會史研究》、《我所認識到的唯物史觀和中國社會史研究的聯係》、《研究人類社會形態、結構及其發展規律是社會史研究的主流》、《對中國古代社會形態演變過程中三個關鍵性時代認識的不夠》。這四篇文章，都是先生關於社會史研究提綱挈領性質的文章，反映了他多年來對社會史研究的深入思考。
發端於20世紀30年代的社會史論戰，一度經曆了興起、停滯，到改革開放後又重新走上複興之路的曆程，可以說，社會史研究與20世紀的史學研究相始終。作為親身經曆這場論戰並在此領域頗有著述的學者，先生認為：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國社會史論戰，是唯物史觀進入中國，在中國史學發展中產生重大影響的一個高潮。因此，先生將《我所經曆的20世紀中國社會史研究》這篇文章作為全書的開篇之作，用自己的親身經曆詳細為我們講述了20世紀中國社會史研究所走過的曆程。
新中國成立後，隨著西方史學思想的傳入，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逐漸被淡化，一些學者或者全盤西化，或者埋頭搞研究而絕口不談主義。針對這種現象，先生在《我所認識到的唯物史觀和中國社會史研究的聯係》一文中提出：“在我看來，辯證唯物史觀，乃是當代曆史理論、曆史方法論的最高水平。辯證唯物史觀一點也不輕視精神、思想、心態等對人類社會曆史發展的作用。辯證唯物史觀隻是強調一點：物是‘根’，是第一義的，離開這個根，便不能深入認識曆史客觀實際。現代西方曆史理論，如年鑒學派、政治文化學派等，最好的觀點是對曆史要作總體的研究，重視曆史各種現象，政治、文化、思想等相互關聯和交叉關係的研究。但這些不過是辯證法從整體看問題、從發展上看問題，宏觀、微觀觀點的實際應用。它們都包含在辯證法之內，而沒有超出辯證法。”在這篇文章中，先生深入淺出，片言析理，不僅把唯物史觀與中國社會史研究的關係娓娓道來，並且深刻分析了唯物史觀不受重視的原因，展望了唯物史觀的美好未來。先生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從20世紀30年代初涉曆史研究時，先生就堅持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來指導自己的研究，辯證唯物史觀幾乎貫穿於先生的所有著作之中，尤其是先生的代表作《中國古代社會》一書，被學界譽為“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曆史的典範論著”[7]。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社會史研究重新走上了複興之路。然而進入90年代中後期以後，社會史研究的重點逐漸轉向人們的衣食住行、風俗習慣等，社會發展規律、社會發展方向不再是年輕學者們所關注的焦點。先生敏銳地洞察到這種風氣，寫下了《研究人類社會形態、結構及其發展規律是社會史研究的主流》這篇文章。先生指出：“我完全理解，也完全同意，社會史的內容是比較廣泛的。人類衣食住行、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都是社會史研究的內容。我也不反對年鑒學派的理論和方法，但我始終認為，社會經濟—生產方式、社會結構、社會形態，才是社會史研究的中心內容、核心內容。這是研究人類社會總體的發展和人類社會總體發展規律的。掌握人類社會發展總規律，發展方向，知道人類社會向何處走，這是社會史研究的主導麵。……社會史研究的方麵，可以是多方麵的，但社會經濟—生產方式、社會形態是主。方麵，可以廣；主，不能丟！”先生的這個論斷，指明了社會史研究的正確方向，對中國社會史研究無疑具有重大的理論指導意義。確如先生所言，社會史研究的領域的確非常廣泛，衣食住行、風俗習慣等都是社會史研究中一些比較重要的內容，但從根本上來說，決定人類社會文明最終曆史進程的，隻能是人類社會的生產方式及其經濟形態，這應該是社會史研究的核心內容。
上編所選文章，內容高瞻遠矚，廓清了在社會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模糊認識和爭論，為我們正確理解社會史研究的方向和道路、推進社會史研究的繼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導論》中編為“中國古代社會史論”，分別收入先生關於中國古代社會史方麵研究的十篇文章。
在關於中國古代社會的研究中，有許多理論性的問題是不能回避的，不解決這些問題，對中國古代社會性質的討論也必將陷入一團迷霧而不能深入下去。因此，先生在中編“中國古代社會史論”中，首先選擇了《關於古代史的幾個理論問題》、《“亞細亞的”生產方式本義》等文章，著重論述了“階級社會和國家的產生問題”、“農奴製和封建製的關係問題”、“奴隸社會的一些問題”及“‘亞細亞的’生產方式問題”。這些問題，在中國古代社會的曆史發展過程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問題，也是存在著較大爭論的問題。在有關這些問題的論述中，先生都發前人所未發，提出了很多有重大意義的創見。如在關於“階級社會和國家的產生問題”上，先生認為：“由階級出現到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由國家萌芽到國家產生，是有一個過程的，而且這個過程是一個比較長的過程。不是一有階級，就是階級社會，就產生了國家。”這個論斷，成為先生之後提出的“早期國家學說”的理論基礎。又如對“亞細亞”生產方式這個史學界長期以來爭論不休的問題，先生指出：“‘亞細亞的’，毫無疑問，它的本意是原始社會，即原始共產主義。後來之所以產生混亂、引起爭議，主要也是由馬克思本人造成的。正是由於馬克思先用‘亞細亞的’指原始社會，後來又用‘亞細亞的’指亞洲國家幾千年來不變的社會，以至於造成混亂和爭論。”先生的這些論斷，高瞻遠矚，為學界廓清了長期以來存在的迷霧，使一些晦澀的理論變得生動而容易理解，一路讀來，給讀者以豁然開朗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