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先生是以治魏晉南北朝史而起家和名世的，由他首倡的“魏晉封建說”，因其論證嚴密而為學界所越來越重視。但先生在論證“魏晉封建說”的時候，並沒有就魏晉而論魏晉，為了深入說明魏晉時代的社會性質，更好地論證“魏晉封建說”，就必然要搞清楚魏晉以前是什麼社會，否則就缺乏足夠的說服力。為此，先生獨辟蹊徑，追源溯流，將論述的重點放在了古代，放在了早期國家時期，對魏晉以前的秦漢乃至春秋戰國以及商周社會進行了深入的剖析。這種方法，超越了“知其然”而深入到“知其所以然”，可謂獨樹一幟，也使原本治魏晉史的先生進而在中國古代社會史的研究中取得了宏博精深的研究成果。寧可先生曾對此評價說：“何先生的研究，並沒有到‘魏晉封建說’為止，要弄清中國封建社會始於魏晉，不僅就魏晉談魏晉，還必須看到秦漢社會是如何演化到魏晉的，還需要看到中國社會又是如何演變到秦漢魏晉的，這裏涉及魏晉以前曆史的全過程。這樣，何先生的研究，就從‘發展過程完成的結果開始’，一直上溯到中國文明的源頭，再順流而下，對這一階段社會曆史整體和其中重要的方麵及其發展演化作全麵係統的探索，從而對之有了一個清晰深入的通貫的看法。”[10]寧可先生的評價可謂一語中的，我想這也正是我在研讀了先生的《中國古代社會》之後，對“魏晉封建說”豁然明了的根本原因所在。
第二：先生的治學態度：先生所堅持的治學態度，用他自己的總結，一是《中庸》中“擇其善而固執之”；二是《荀子》中“不以所已藏害所將受”。初看這兩句話，似乎非常矛盾，不容易理解，但隻要深入了解了先生的治學道路後，卻不得不承認，這兩句話正是先生七十多年來治學態度最好的詮釋。
關於曆史分期的討論，曾是史學界的一個熱點問題，被譽為社會史研究的“五朵金花”之一。早在1934年，時為北京大學史學係三年級學生的先生，就在《中國經濟》雜誌發表了題為《中古時代之中國佛教寺院》的長篇學術論文，首倡“魏晉封建說”，其時間不可謂不早。他在該文開篇明確提出：“中國曆史的分期，至今尚無公認的定說。本篇所用中古時代是約指從三國到唐中葉，即從三世紀到九世紀這一時期而言。”作為一個初出茅廬的年輕學者，先生旗幟鮮明地首倡“魏晉封建說”的觀點，這需要何等的勇氣和自信。
先生所持的“魏晉封建說”，長期以來在史學界並不占主流地位，甚至一度曾遭到壓製、批判和打擊。但是從20世紀30年代以來逐漸形成“魏晉封建說”直到今天，先生一直在堅持“魏晉封建說”，並對自己的學說持有相當的自信。正如先生在其著作中所說：“漢魏之際，社會經濟有變化，這大約是研究這段曆史的人都能看到的，因為這是事實。但認識這變化是由古代到封建社會形態的變化而又給它以係統的理論說明，並以可靠的曆史文獻證成其說的，大約我是第一人。”如果沒有對自己所倡導理論的充分把握以及深厚的學術功底，很難有這樣的自信，而先生的這種自信，正是緣於他一直所奉行的“擇善而固執之”的理念。
同時，作為一個學界前輩，先生也奉行“不以所已藏害所將受”這條原則。在長期的研究中，先生並沒有拘泥於“魏晉封建說”，而是隨著自己對漢魏社會認識的不斷豐富和深化，對該學說進行不斷地調整。從20世紀30年代的“魏晉封建說”轉變為現在的“漢魏之際封建說”；從原來的“奴隸社會”逐漸調整為“古代社會”；從“農奴”逐漸改為“依附民”。通過不斷地豐富和深化，使自己的認識不斷接近真理，接近曆史的本來麵目。先生經常在課餘時間教育自己的學生：“真理不怕辯論，真理愈辯愈明。”正是這種堅持，這種自信，這種為接近曆史的真實而不斷調整的態度，使先生的《中國古代社會》這本著作，無愧於“漢魏封建說”扛鼎之作的美譽。
先生曾總結過自己的治學特點：繼承中國史學傳統，重材料，重考證，重把問題本身考訂清楚，受馬克思主義曆史理論的訓練，從全麵發展的角度看問題。確實是這樣，通觀《中國社會史研究導論》這本著作，史料翔實，考證充分，理論和材料並重，宏觀與微觀並重，既有宏觀的理論為整本著作把握方向，又有翔實史料的細致考證和巧妙運用，對於一些有爭議的問題，力圖給讀者一個透徹的解釋。該書的出版，無疑會對中國社會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
（山西大學曆史文化學院副教授）
[1] 劉家和：《一部成一家之言的中國古代社會經濟史——讀何茲全先生〈中國古代社會〉書後》，載《曆史研究》，1992（4）。
[2] 瞿林東：《擇善而固執 上下而求索——何茲全先生的治學道路和學術成就》，載《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91（4）。
[3] 林劍鳴：《評何茲全教授〈中國古代社會〉》，載《中國史研究》，1992（3）。
[4] 拓曉堂：《“漢魏封建說”的扛鼎之作——評何茲全新著〈中國古代社會〉》，524～526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
[5] 晁福林：《史學研究的大美境界——讀〈何茲全文集〉》，載《北京師範大學學報》，2007（3）。
[6] 因行文方便，《中國社會史研究導論》簡稱為《導論》。
[7] 朱大渭：《何茲全先生八十五華誕紀念文集》代前言，3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8] 陳琳國：《在重大史學問題上的不斷創新——何茲全先生對中國古代史研究的貢獻》，載《北京師範大學學報》，2001（5）。
[9] 張檿弓：《但開風氣便為師——何茲全師首倡佛教社會史研究》，收入《何茲全先生八十五華誕紀念文集》，第46頁。
[10] 寧可：《我所認識的何茲全先生的治學道路》，收入《何茲全先生八十五華誕紀念文集》，第1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