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蓉
20世紀的中國學術研究領域中，最醒目且最值得討論的，莫過於對中國社會史的研究。[1]從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社會史論戰”開始起，70年間，社會史的研究一直是學術界、思想界的焦點。與其他學術研究不同的是，社會史的研究始終與中國社會一個世紀來的重大變遷息息相關，因此，社會史的研究也是中國史學界分歧意見最多、爭論最為激烈因而也最具有活力的領域之一。但無論社會史研究的狀況多麼紛紜複雜，對社會史的理解以及研究的內容、方法多麼不同，研究社會史的學者，都身處20世紀，親身經曆著時代的變遷，濡染著時代的色彩，因此，要理解20世紀的中國社會史，要理解20世紀的中國社會史的研究者，都必須首先了解這個世紀的學術思想史。
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社會史論戰，雖然是發生在北伐戰爭的革命高潮之後，與中國革命的實際緊密相連，但若從學術思想史的角度來看，社會史研究的興起，卻是肇端於梁啟超以來的新史學，因此，社會史是作為傳統舊史學的對立物而出現的，體現著新史學的研究範式和理念。
眾所周知，五四以來民主和科學的精神一直對中國社會產生著深遠的影響。這兩種觀念在中國的生長，一方麵自然與西學東漸有著直接的聯係，另一方麵則脫不開對於傳統文化的重新審視。科學的觀念，是從洋務運動到維新變法的較長時間中一點點累積起來的；民主的觀念，則始於對傳統史學的批判。梁啟超早在1901年的《中國史敘論》中就曾宣稱：“前者史家不過記述人間一二有權力者興亡隆替之事，雖名為史，實不過一人一家之譜牒。”1902年他在《新史學》一書中又批評舊史書“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曾無有一書為國民而作”，認為史書應該“為社會一般人而作”，史學家不應該過分重視少數大人物，要有“民眾意識”，等等。
應該說，梁啟超在世紀初對於中國傳統史學的抨擊並不完全客觀，他自己後來也意識到了這一點，承認自己的四弊二病說“魯莽疏闊”，但正是從這些有矯枉過正之嫌的偏激的指責中，我們才能感受他所倡導的“史界革命”的真實意義，才能看到他所描摹的“新史學”的清晰輪廓。新史學對於“民眾意識”的提倡，正是中國人理解的“民主”的開端，這種民主，要求人們從對精英政治的過分關注中走出來，換一種自上而下的眼光審視曆史，將民眾作為自己關注的焦點。以後，經由新文化運動之提倡，民主，或者說民眾意識，便一直是中國社會政治思想文化領域內無處不在的特色之一，從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到毛澤東的群眾路線，無一不是在實踐著各種對於民眾意識的理解。
新史學對於傳統舊史學——亦即在一定意義上可以理解為精英政治史——的反叛，使得民眾意識大為發揚。但是在“破”的同時，新史學卻沒有解釋，如果我們不把政治層麵的因素看作決定曆史發展變化的關鍵力量，不從政治方麵去解釋曆史，那麼，在具體的史學實踐中，新史學可以做些什麼？
這個問題，是由隨後傳入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來回答的。唯物史觀是由被尊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奠基人”的李大釗率先係統譯介和論述的。李大釗在闡釋唯物史觀時，正是立足於新史學。與梁啟超一樣，李大釗也對傳統舊史學進行了激烈的抨擊，指出“中國舊史，其中所載，大抵不外帝王爵貴的起居，一家一姓的譜係，而於社會文化方麵，則屏之弗錄”，舊史中“隻是些上帝、皇天、聖人、王者，決找不到我們自己”。這裏，我們依然可見醒目的民眾意識。與梁啟超不同的是，李大釗明確指出根據唯物史觀經濟構造決定精神構造的原理，新史學應該“以經濟為中心縱著考察社會變革”，這一主張對於後來具體的史學實踐產生了極大影響。
新史學與唯物史觀對於20世紀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影響，怎麼說都不算過分。新史學要求史家將研究視野從精英政治轉向社會和普通民眾，唯物史觀則指引史家從社會經濟入手考察曆史的變遷，尤其是唯物史觀，隨著中國學者對其理論理解的深入，更成為社會史研究的指導思想。在眾多的社會史研究者當中，何茲全先生對於辯證唯物史觀的堅持就有著極強的代表性。
何茲全先生是在中國社會史論戰的大潮下出身的。從30年代初考入北大史學係算起，何先生已在中國社會史研究領域躬耕70餘年，親曆了20世紀的中國社會史研究，並以其獨特的理論視野以及宏博精深的研究成果而成為世所矚目的一代大師。考察何先生的社會史觀，一定意義上就是在考察一個世紀的社會史研究情況。
在何先生的研究中，處處體現著新史學與唯物史觀對於傳統精英政治史以及治史方式的反叛，這種鮮明的時代特色又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麵來說明。
其一，將辯證唯物史觀作為社會史研究的理論原則和指導思想。
何先生認為，在20世紀的中國史學史上，有一件事需要大書特書，那就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國社會史論戰。在何先生看來，1930年前後的中國社會史論戰，與其前後出現的中國社會性質論戰、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論戰，是唯物史觀進入中國，在中國史學發展中產生影響的一個高潮。在這一高潮的衝擊中，處處可以感覺到馬克思主義的存在，上海出現的許多新書店，都爭著出版辯證法、唯物論、唯物史觀的書，學術界、思想界、史學界都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獨步天下的時代。年輕的何先生是這些書的“貪婪的讀者”，也是辯證唯物史觀真誠忠實的信奉者和追隨者。
何先生在許多地方、許多場合都反複強調辯證唯物史觀乃是當代曆史理論、曆史方法論的最高水平，因此在做學問上，要堅持辯證唯物史觀。先生所持的辯證法，“最主要的有兩條：一是全麵地看待曆史現象和問題，二是從發展變化上看待曆史現象和問題”，“時時記住：自己所研究的問題隻是曆史長河和全麵社會中的一點，必須從曆史長河中和社會全麵中去理解它，才能真正認識它的實質”[2]。先生堅持的唯物史觀是“物是根；物之外，好多東西，在特定的實際條件下都會對曆史起決定的作用”[3]，“唯物史觀，完全承認人的思想、心態等對客觀、對社會、對曆史所能起的作用，一點也不輕視這種作用。唯物史觀隻是說歸根到底，他的思想、心態都是認識了客觀規律、掌握了客觀規律，就像認識了水性、水的運動規律而取得遊泳術可以在水裏自由活動一樣，才會發揮主觀能動性”。
先生對於辯證唯物史觀的堅持，是經過學習比較的，他認為“現代西方曆史理論，如年鑒學派、政治文化學派等，如我所知，最好的觀點，是對曆史要做總體的研究，重視曆史各種現象，政治、文化、思想等相互關聯和交叉關係的研究。但這些不過是辯證法從整體看問題，從發展上看問題，宏觀、微觀觀點的實際應用。它們都包含在辯證法之內，而沒有超出辯證法”。先生還對20世紀80年代後辯證唯物史觀這樣一種最先進的史學理論卻變得“不時興”的現象進行了思考，認為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有兩個，一是教條主義歪曲了唯物史觀，二是隨著思想的解放，人們更傾向於去吸收所謂的新思想、新理論和新方法。但無論如何，何先生堅信“辯證唯物史觀仍是研究中國社會史、認識社會實際的最先進的方法”，“辯證唯物史觀仍會有前途的”，“隨著對中國曆史研究的深入發展，仍然是最先進的曆史科學的理論——辯證唯物史觀，又會被人反思，過後，會複興，為曆史學家再接受”。
其二，堅持社會史的研究應該以社會經濟、社會結構、社會形態及其發展規律為中心。
20世紀30年代的社會史論戰“體現出中國史學的革命性轉向”，它一方麵突破了傳統史學的“王朝更替的話語體係”，圍繞中國社會的性質、結構、形態及曆史分期等問題進行論爭；另一方麵則“倡導關注民眾和社會的變遷”，“將更多的目光投放於民眾的生活史”，對這兩方麵的關注，囊括了社會史研究的全部內容，也形成了以後社會史研究中的兩種風格、兩條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