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裏，我們有必要提一下顧頡剛先生。前麵提到，從梁啟超開始的新史學，以及隨後的唯物史觀派，都大力倡導打破傳統的狹窄的政治史研究領域，對民眾的生活進行多角度的研究，由此帶動了一場學者稱之為“眼光向下”的學術革命。而這一觀念的實踐者，正可以顧頡剛為代表。顧頡剛通過辨正偽古史對傳統史學進行了顛覆性批判，從而在思想界、史學界產生了深遠影響。此外，他的重要貢獻還在於開創了一種嶄新的社會史研究的路子，開啟了現代民間文化研究。在這種研究實踐中，顧頡剛運用了民俗學、人類學等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親自到民間去調查，搜集、整理民間歌謠，關注戲劇、地方社會儀式等，從而想要探究“民眾的信仰的旨趣”。顧頡剛的這一社會史研究實踐，對20世紀的社會史研究一直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以後社會史研究者開始注意於民眾的衣食住行、風俗習慣、宗教信仰、婚喪嫁娶等，真正實現了對於民眾的多角度的研究，而且這種風氣一直持續到現在。當然，因為這種關注民眾社會而產生的零碎、瑣屑的弊端，使得研究者開始由“自上而下”的立場逐步向“自下而上”的立場調整，也即是在前者的基礎上，從民眾的角度和立場重新審視國家政治、社會體製以及各種重大的曆史事件與現象，試圖由此深化對問題的看法和對曆史的解釋。
何先生對於社會史研究對象和內容範圍的演變，有簡明的概括。先生認為，“大體說來，新中國成立前和新中國成立後，社會和社會史研究，都走這兩條路：一條路，偏重宏觀，主要研究社會形態、社會結構；另一條路，偏重微觀，研究家庭、風俗、習慣、社會調查等。新中國成立前走前一條路的，如社會史論戰中的各派和隨後出現的食貨學派；走後條路的為‘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新中國成立後，在黨和政府的扶持下，走前一條路即馬克思主義道路，形成高潮。但教條主義害了馬克思主義。改革開放後，西方社會和社會史理論進來，後一條路又發展起來”[4]。盡管這兩條道路，即從社會生活、社會文化、社會風俗、社會群體、社會問題等較為具體的社會史研究領域到社會結構、社會變遷、社會運行、社會控製、社會功能等更為宏觀和抽象的研究範疇，都有不同學者從不同角度予以支持，先生也認為兩者應該是合一的，社會史的內容應該是比較廣泛的，但是，在二者之中，何先生堅持認為應該有一個側重點。針對近年來社會史研究大多側重在社會生活、衣食住行、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方麵的趨向，先生鮮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觀點：“我完全理解，也完全同意，社會史的內容是比較廣泛的。人類衣食住行、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都是社會史研究的內容。但我總認為社會經濟——生產方式、社會結構、社會形態，才是社會史研究的中心內容、核心內容。這是研究人類社會總體發展和人類社會總體發展規律的。掌握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發展方向，知道人類社會向何處走，這是社會史研究的主導麵。掌握人類社會曆史發展的主導麵，才能更好地發揮人的主動性，為改造世界做貢獻。對人類來說，這是最主要的科學，是最大的學問。社會史的研究方麵，可以是多方麵的，但社會經濟——生產方式、社會形態是主要方麵，麵，可以廣；主，不能丟！”
其三，堅持理論與史料並重的社會史研究方法。
材料和理論或者說方法的關係，也是20世紀社會史研究中各方都在討論的話題。無論是哪一派別，都有著自己對於這一問題的看法和偏重，他們或重方法，或貴材料，或尊理論，一時間頗有些對立甚至水火不容的傾向。但是從30年代中期起，許多史家已經開始意識到方法、理論與材料在曆史研究的實踐中是缺一不可的。以社會史論戰為例，當時論戰各派對於中國社會史發展的形式曾經有一番熱烈的爭論，但是由於論戰者對於中國社會所做的實證研究很少，掌握的史料也很有限，因此使得論戰陷入了理論之爭，很少涉及中國曆史的實質。在對論戰的反思中，人們開始意識到，要解釋和解決中國社會史問題，需要讀中國書，掌握中國社會史料。陶希聖創辦的《食貨》半月刊正是在這樣的曆史背景下應運而生的。
《食貨》的宗旨在於對史料進行“搜求”，這一點陶希聖先生在《食貨》創刊號的《編輯的話》裏說的很明確，他說，“中國社會史的理論爭鬥，總算熱鬧過了。但是如不經一番史料的搜求，特殊問題的提出和解決，局部曆史的大翻修、大改造，那進一步的理論爭鬥，斷斷是不能出現的”。當時的許多學者，如胡適、傅斯年先生也都很注重史料，尤其是傅先生，更提出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的頗有爭議的論斷，足見其對於史料的重視。
30年代後學者對於史料重要性的強調，目的在於糾正社會史論戰中隻重理論的偏頗，並不是要簡單地否定理論的指導意義，陶希聖先生對於理論和材料關係問題的看法，就是辯證的，他認為“有些史料，非預先有正確的理論和方法，不能認識，不能評定，不能活用；也有些理論和方法，非先得到充分的史料，不能證實，不能精致，甚至不能產生”。
何先生的學術思想，受陶希聖、傅斯年兩位先生的影響最深，因此在具體的社會史研究實踐中，既注重史料，反對空論，又不輕視理論的指導意義。與他的兩位老師不同的是，何先生從一開始就自覺地學習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史觀，並堅持以辯證唯物史觀指導治學，從而能夠始終用一種辯證的、科學的眼光來看待史料與理論的關係問題。在何先生看來，“任何學科研究中，材料和理論、方法都是應當並重的。材料是基礎，理論是提高”。正是在這樣一個高度上，何先生形成了自己宏觀、微觀並重，理論、材料並重的學術風格。不過，何先生並不是泛泛地談論材料和理論的辯證關係，而是時刻關注著史學界的研究動態，針對史學研究中出現的偏頗傾向，發表自己的主張。比如關於曆史分期問題，中國史學界從20年代末到現在爭論、探討了將近80年，仍沒能取得共識，以至於大家對這一問題都有些厭倦和淡漠，何先生卻仍然執著地思考著。在先生看來，曆史分期問題難以取得共識，一方麵是中國曆史本身的複雜造成的；另一方麵則是我們的研究仍然更多地停留在理論階段，停留在社會性質、社會發展形勢等理論問題上，對中國曆史實際沒有足夠的研究、沒有深度的認識，也就是說，我們對於中國社會的理解，並沒有超出當年參加社會史論戰各派很多，我們現在麵臨的問題，在某種意義上，也仍然是陶希聖先生創辦《食貨》時所麵臨的問題，那就是，我們所要做得更多的工作，仍然是“史料的搜求”，是對中國具體曆史的深入研究。為此，先生提出了研究曆史發展自然段的觀點。在先生看來，“人類曆史長河在發展過程中是有變化的，有變化，就有段落，這就是我說的自然段落。我叫它自然段，重在它是自然存在的，客觀的。各段落的特點、特征是什麼，段落的變化在何處，這是曆史學家首要的研究課題”。先生提出要研究曆史的“自然段”，就是要矯正曆史分期問題研究陷入理論之爭的弊端，鮮明地提出要“重事實，重材料。研究中國曆史，先重事實研究，少定框框。事實沒有摸清楚，不要急於定社會性質。研究中國曆史，先讓中國史料說話”。先生的精辟見解，對於曆史學的研究，無疑有著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
其四，堅持關注中國社會經濟問題，關注民眾生存狀態。
前麵說到，陶希聖先生創辦《食貨》半月刊，目的是要進行一番“史料的搜求”，而他所關注的“史料”，則主要偏向於社會經濟方麵，但看“食貨”的刊名，即可以想見其宗旨。可以稱得上食貨學派的人，有很多正是在陶希聖直接指導的北大法學院“中國經濟史研究室”工作。作為《食貨》的重要撰稿人之一，何先生也一直致力於社會經濟的研究。從1934年發表《中古時代之中國佛教寺院》起，何先生在數年之間撰寫了一係列關於中國古代社會經濟的文章，如《魏晉時期莊園經濟的雛形》、《三國時期農村經濟的破壞與複興》、《三國時期國家的三種領民》、《中古大族寺院領戶研究》、《北宋之差役與雇役》、《唐代寺院的統製組織》、《南北朝隋唐時期的經濟與社會》等，成為當代中古社會經濟史研究的奠基性著作。台灣的張永堂教授在評論何先生的治史特點時，稱“何先生治史深受胡適、傅斯年、陶希聖、錢穆等人的影響，因此他頗能把握中國社會經濟史的觀點，以思考中國思想文化史的相關問題”，何先生自己也說他“治中國思想文化史、寺院史乃至兵製史，都是以中國社會經濟史的觀點來思考的”，足見何先生對於社會經濟問題的重視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