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名碩果累累的曆史學家，何先生堪稱學界巨擘。但難能可貴的是，何先生並不因此故步自封，也不因此而自傲，他總是用海納百川的心胸，虛心接受同儕甚至是後學的不同意見。先生50年代曾經撰寫《關於中國古代社會的幾個問題》的論文，文章發表後不久，一天先生和穆木天教授坐車一塊出去開會。在車上穆木天對何先生說：“拜讀了你的文章，是不是太公式化了，史是給論作注腳。好像和填詞一樣，先有格式，再往裏填詞。”對此，何先生的反應是：“木天教授的話，給我極大震動，也給我極大教育。我本不是教條主義者，環境、氣氛使我成了一個教條主義者了。以後我特別注意，寫中國史的問題，主要由中國史料說話。”多年之後，何先生依然坦承自己的文章存在問題，他自己一針見血、毫不隱瞞地指出了其中的不足：“從文字表達形式和思維邏輯方麵說，這節文章寫得很有毛病。文章先寫前期古代社會的模式，說這樣是前期古代社會的標準。再引馬克思、恩格斯的話證明模式的經典根據，馬、恩都是這樣認識的。然後說西周春秋時期的社會就是這樣的，所以西周春秋時期的社會就是前期古代社會。”世間不乏優秀學者，但能誠心誠意接受批評意見，擇善而從之者，以我的孤陋寡聞，似乎並不多見。何先生自己說：“20世紀30年代初學寫文章，到現在已近70年。回頭看看自己的成就，雖然自己也曾有時‘驕傲’有時‘委屈’過，但基本上大多時間還是虛心、甚或心虛的。”先生的虛心，是真的虛心。而先生對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態度、對教條主義的警惕，即使在今天都依然有強烈的現實意義：“已經過去的客觀曆史實際，不會改變；會改變的是人們對客觀曆史實際的認識。認識會由淺到深、由片麵到全麵，不斷變化。事實改變認識，認識不能改變事實。馬克思主義曆史理論，給我們方法，給我們智慧，使我們能深入地去認識曆史客觀實際。但馬克思不教我們迷信。他教我們不要頑守章句。理論要根據事實不斷發展，不斷提高。”
先生曾經被下放農村勞動，在實際農業生產中並未停止思索，而是將勞動體驗和治學理念結合起來，在農業生產中感悟治學的方法。先生曾經在農村和同伴拉車，由此得到啟發：作為一名好的學者，應該和拉車的人一樣，既要低頭拉車，又要抬頭看天。隻低頭拉車，可能拘泥於視野之狹窄，容易迷失方向；而隻是抬頭看天，不努力拉車，則事功難成。作為學者，既要在本領域中努力耕耘，深入探究；又要有開闊的視野，有理論的修養，這樣研究的成果才更有價值。故研究中國史，亦應了解外國史。先生在1947年到1950年曾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和霍普金斯大學學習、工作了三年多，學的主要是歐洲古代、中世紀史，閱讀了一些有關古代、中世紀的英語史書，這對先生從事中國古代社會經濟史的研究頗有幫助。先生說：“我是學中國史的，能知道些歐洲史的發展輪廓和主要問題，和中國史做些比較，也就滿意了。讀了幾年歐洲史和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曆史理論著作對我是有益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先生的話，給了我很大的啟迪。我來北京之前，曾潛心於唐宋經濟史的學習，可謂是一直在“低頭拉車”；來北京後，經先生的點撥，開始注意“抬頭看天”，對西方的經濟學、經濟史理論的學習，讓我多了一個研究中國經濟史的參照係，對中國曆史的認識也比過去深刻多了。
先生在學術上是嚴格的導師，在生活中是慈祥的長者。我每次去先生家，先生和師母都會將正在進行的讀書、寫作等手頭的事情停下來，親切地和我交談，問我工作是否順利，家裏有什麼需要幫助的事情等；而我也會將當前社會中發生的事情、社會中的熱點告訴先生和師母，先生或沉默，或插話，即使在他的沉默裏，我也能感受到他對中國前途的殷切期望。師母在的時候，必定給我拿來好吃的香蕉、橘子等水果，我不吃都不行；有的時候，臨走時師母還非給我帶走一點其他的禮品，她總是說：“乖乖，給你你就拿著，不許不聽話！”而我也不敢不聽師母的話，先生就在旁笑著說：“洪升，給你，你就拿著！”先生和師母每有新的作品問世，也總是贈送給我。考慮到先生年事已高，師大曆史學院要求本科學生盡量不要前往先生家打擾先生休息。但隻要有學生來先生家裏，或采訪先生，或求先生賜教，先生都熱情相待，即使是嚴寒的冬日，到了先生家裏，來訪者也會感受到融融的溫暖！有一次，兩位學生采訪先生，我正好在場。當時先生剛住院回來，身體虛弱，聽說學生采訪，先生十分興奮，不僅認真回答學生的提問，還提出了對學生們的殷切期望。因為時間較長，負責照顧先生的大姐都忍不住幾次提示，不能占用先生的時間太多了，該讓先生休息了。可先生一直都沒有停下來，幾次拒絕了大姐的要求，努力配合學生完成了他們的采訪。離開先生家的時候，兩位學生很是感動，他們說學生們都很仰慕先生，很想向先生請教，但學院要求不要隨便打擾先生休息，今日得以與先生相見，得到先生的教誨，讓他們感到很是幸運；而先生對他們的鼓勵，也激勵著他們今後要在曆史學的領域中努力學習。
時光流逝的真快啊！12年前的夏天，我初次與先生和師母相識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而2007年的時候，師母仙逝，我正在美國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未能親自為師母送行，成了我終生的遺憾。有的時候，我也會到先生家看望先生，或者打電話問候先生。記得去年有一次，正是初春季節，我先給先生打了電話想去拜訪他，先生同意了。等我到先生家的時候，大姐告訴我，先生已經出來幾次了，迎接我。一股暖流湧上我的心頭……而我離開的時候，先生執意要送我出門，他坐在輪椅上，一直目送著我離開，遠去……
先生出生於1911年，其時辛亥革命的槍聲至今已有百年的時光。而先生也已經走過了一個世紀的光陰，經曆了百年的風雨與滄桑，迎來了晚年的從容與淡定。先生自己說：“客觀、公平地評估自己的一生，有五字可用：‘貧乏’、‘不淺薄’。我生的時代，是世界、中國千載不遇的大變動的時代，也是一個大浪淘沙的時代。時間都浪費掉了！我是‘幸運’的，也是‘悲劇’的。”先生這樣評價自己，讓我感覺沉甸甸的，亦讓我感到辛酸與無奈。我們迎來的時代，會比老一輩學者的時代好嗎？但願年輕一輩的學子，能夠珍惜當下！
我是幸運的，在求學的道路上，先生的諄諄教導，是我人生道路上的寶貴財富。而隨著歲月的流逝，我和先生之間真摯的師生情誼，亦如美酒般愈發芬芳！以我之才疏學淺，無力對先生博大精深的學術思想進行評介，我隻是將與先生日常生活中相處的點滴呈現給讀者諸君，將先生對我的學術影響與關心愛護之情加以記錄。先生高尚的品德、寬廣的胸懷、對國家和人民的深深熱愛之情、對真理的執著追求、平易近人的品格，都是值得我認真學習的。
（中央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何茲全先生博士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