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北京師範大學以來，我在何先生的指導下，繼續在社會經濟史領域中耕耘。對我而言，最大的收獲，不僅僅是學術研究上視野的開拓，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何先生的言傳身教、耳濡目染，讓我在以後的人生道路上知道該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如何治學。與何先生、郭師母相處的點點滴滴，都是我人生中寶貴的財富，值得我珍惜。與其他學者相比，我除了可以拜讀何先生的著作外，還能有機會麵對麵地與先生交流，這樣的機會十分寶貴。而日常生活中的交談，以及先生對我的指導，常常讓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先生著作中的觀點；而讀了先生的文字，尤其是先生寫的自傳，也讓我更多地認識了生活中的先生。俗話說，文如其人。但現實生活中，有些文人寫的東西往往和他們自己的實際大相徑庭，表裏並不如一。但在何先生這裏，我真正明白了什麼是文如其人。因為，先生是一個誠實的學者，甚至是有些過於誠實了。先生常常和我說，他是一個天賦並不高的人，之所以取得了一些成就，是自己一直努力的緣故。有的學者有點成就就恃才傲物，讓人不可接近；而何先生則一直是一個真誠的人、和藹可親的人，哪怕是對身邊的普通百姓，他都熱情相待。先生是一個有長者風範的學者，對於年輕的學子，他不僅大力提攜，給予關愛，而且能夠寬容他們的不足。我在師大做博士後的時候，先生還給他指導的博士生授課，這本來是一個十分難得的學習機會，我亦想前來聽課，得到了先生的同意。但後來，因為諸多不便，加之我住在西三旗，距離師大較遠，故未能聽先生的課。先生也並未怪我，假如換了別人，也許會對我有不好的看法。還有一件事，我做得也不妥。我的博士後研究報告完成後，本應該交先生審閱，這也是我的分內之事。但當時我考慮問題不周，想當然地認為先生年事已高，讓先生親自閱讀我的稿子，會影響到先生的身體健康，就沒有讓先生審閱，直接就打印出來了。現在想來，這是對先生多大的不尊重啊！後來我自己做了研究生導師，就更加感到自己當年是多麼的不妥了。我知道這是我的不足，我有的時候省略了和自己的導師或者是其他人的溝通，容易造成誤會。好在何先生並沒有因此而對我有意見，他的寬容讓我感動。而且，如師母所言，何先生對自己的學生因為愛而“護犢子”，先生不以學生的稚嫩而否定學生的努力。先生知道，近乎苛刻的嚴格，也許會更不利於幼苗的成長。先生的自傳題為“愛國一書生”，對於同樣愛國的後來的書生們，先生的心與後生的心是相通的。故關鍵時刻，先生能夠挺身而出，不顧自己之安危，為後生們的前途而奔波，即使被小人暗中攻訐亦在所不辭。我曾經看到有留美的學生在回憶往事的文章中雲，自己之所以能在困難時期得以赴美留學，多虧了何茲全先生的鼎力相助，而他卻並不認識何先生。
先生和師母一生生活簡樸，卻將深沉的愛毫無保留地給予了需要幫助的人。記得有一次在先生家閑聊，師母慨歎他們一輩子在清貧中度日，沒有幾天能夠吃得好點：他們年輕時候正逢抗日戰爭，先生和師母輾轉四川，在敵機轟炸中幸運地活下來已經實屬不易；抗戰勝利後，國內戰爭又起；而等戰爭消停之後，1949年之後，則又處於短缺經濟時代，盡管先生和師母工資尚可，但市場上卻無物可買；而曆次的政治運動，一個接著一個，讓先生和師母膽戰心驚、如履薄冰，在提心吊膽中度過了“反右”、“文化大革命”等動蕩歲月；等到20世紀80年代，中國迎來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市場上商品琳琅滿目，但先生和師母卻已經是耄耋之年，也吃不動了。我聽了唏噓不已。而更讓我感動的是，先生和師母依然有一顆飽滿的愛心，對需要幫助的人慷慨解囊。先生和師母曾經應邀到河南大學講學，他們謝絕了學校準備好的宴會，而到學生食堂和學生一起就餐；將學校發的講課費全部捐給了貧困學生，資助他們完成學業。校方不忍就這樣讓何先生和師母離開，遂給先生做了一身衣服。先生堅辭不受，將衣服亦捐給貧困學生。每有地震等天災人禍發生，先生往往慷慨捐款，用實際行動表達他對需要幫助的人們的愛。然而，對於社會上的腐敗現象，先生和師母卻深惡痛絕，無法容忍。曾經有考生攜金條拜訪先生，希望能讀先生的博士生。但先生不為所動，對來人說：如果收了你的金條，就不能接受你了。宋代範仲淹在《嶽陽樓記》中雲：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我曾經對此質疑，人的道德境界能有如此高尚嗎？然而，在認識了先生之後，我開始相信，範仲淹此言不虛。
我在師大做博士後，除了做科研之外，還要承擔本科生的教學任務。盡管我在讀本科的時候有過教學實習的經曆，後來在雲大讀博士期間也曾經有教學實習，給本科學生上過幾次課，但給本科生上一個學期的課，則還是首次。何先生得知我要給本科生上課，慈祥地朝我笑笑，鼓勵我不要膽怯，要自信。他還以自己的親身經曆，告訴我成為一名合格的大學教師，需要不斷地鍛煉，也需要不斷地進行知識和教學經驗的積累。何先生回憶他青年時期第一次登講台的情形，那一次他準備了一上午四節的課，結果一節課就講完了！此後，隨著先生的努力，講課經驗日漸豐富，講課技巧日漸嫻熟，先生的課堂教學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準備一節課的內容，有時候甚至兩節課還講不完。如果先生不說，我還真難以想象，當年的先生也會遇到初登講台的緊張與尷尬。先生是想用他過去的經驗教訓，用他年輕時候的緊張與尷尬，給我做個提醒，避免我初登講台也出現緊張與尷尬的情況。師母也是一位教學經驗豐富的老教師，她長期在中小學的課堂上教書育人，也給我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議，甚至包括一些小小的細節。現在，師母已經駕鶴歸去，她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我的麵前，讓我不禁潸然淚下。師母說，她有一次上課點名，有一個學生的名字是“樂樂樂”，因為樂是一個多音字，師母拿不準該怎麼讀，就故意點名時跳過去了。等點完名，師母問，還有誰的名字沒有點到？這個時候，學生就會站起來說他的名字沒有點到，老師就問他叫什麼名字，也就知道了這個名字的正確讀音。我聽了師母講她之前教學中的故事，感覺很是有趣，也深深地被先生和師母感動了。我想，他們二老把我要給學生上課的事情看得這麼重要，不僅是對我的鞭策和鼓勵，更重要的是，先生和師母希望我能在課堂上給年輕的學生們帶去新的知識和思想，不是用刻板的方式，而且要盡量少走彎路。有了先生和師母的指點和鼓勵，我的課堂教學很順利。盡管是初登講台，教學經驗亦不多，但當年的我尚有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勇氣，尚有年輕人的激情，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也彌補了經驗的不足。當然，師大本科的同學素質還是很高的，他們學習態度比較端正，我能順利完成教學任務，也要感謝他們的支持與配合，他們在課堂上出色的表現，積極回答問題，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有的同學在畢業後甚至和我保持了較長一段時間的友誼。
何先生是治學嚴謹的學者，畢生致力於學術研究事業，畢生都在思索中國的曆史與現實問題，甚至在年事已高的情況下，依然筆耕不輟，依然沒有停止思考，是真正的活到老、學到老。先生豐厚的學術積澱、曲折的人生閱曆，都讓他的觀點深刻、獨到，我有幸成為先生的門生，有近水樓台之便，聆聽先生的治學心得與學術思想，其真知灼見，令我受益匪淺。更難能可貴的是，先生的啟發與誘導，往往引發我進一步的思索，對許多問題的認識，經先生點撥之後，有別有洞天、豁然開朗的感覺。作為一名著名曆史學家，何先生對曆史現象和曆史問題的觀察有自己獨特的視角。先生學術研究的領域包括中國思想文化史、寺院史乃至兵製史，而先生都是以中國社會經濟史的觀點來進行思考的。中國社會史是先生的學術之根。他常常說：“任何曆史現象和問題，都是曆史發展長河中的一點和社會全麵中的一點。因此，研究任何一個曆史現象和曆史問題，都要從它是曆史長河中的一點、社會全麵中的一點來認識它。這一點可以說是我讀史、學史、寫史中的一點心得。”若非是史家的眼光，則往往忽視了這點，也容易犯錯。
而先生的治學態度則深深地影響了我。先生曾經說過：“在治學態度上，我常常說我服膺兩句話：‘擇善而固執之’（《中庸》）、‘不以所已藏害所將受’（《荀子》）。這是一對矛盾的統一。”在學術研究中，先生正是這樣做的。何先生說：“白公（壽彝）在世時，我們兩人常常相互批評，他說我太頑固，我說他太活，今天一個主意，明天又一個想法。就我的學術論點說，30年代的論點，今天多仍在固執。如曆史分期問題，30年代的‘魏晉之際封建說’（後常用‘漢魏之際封建說’），90年代還在執著。這是否頑固，未能‘不以所已藏害所將受’？我一方麵警惕，不要真是頑固了；一方麵仍是頑固，固執己見。”先生的“頑固”，正體現了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對真理的熱愛和堅持，而這不僅需要對自己學術研究的自信，更需要堅持真理的勇氣。何先生說：“‘文化大革命’以前，史學界居領導地位的是範老（文瀾）和他的西周封建說。‘文化大革命’後，郭老（沫若）的春秋戰國封建說起而代替了範說。他們兩家之說，都能和毛澤東的封建製度，自周秦以來一直延續了三千年左右，掛起鉤來，漢魏之際封建說掛不上鉤。漢魏之際封建說雖然沒有受過政治迫害，壓製是有的。空氣也有重量，那個氣氛是很重的。尚鉞同誌的遭遇，就是我的榜樣，我是看在眼裏，驚在魂裏的。”盡管在“左傾”思潮泛濫的年代裏，先生的學術觀點受到壓製，甚至稍一不慎就引火燒身，先生依然堅持著自己的觀點，並未在強權麵前低頭，這是需要多大的勇氣啊。在那個知識分子膽戰心驚、如履薄冰的時代裏，先生依然保持“頑固”，實屬不易啊。當然，先生並非真的頑固，他堅持真理，也有勇氣修正自己的不足。例如，關於戰國秦漢社會，何先生在20世紀90年代出版的《中國古代社會》一書中，大體仍是沿著30年代的思維邏輯寫的，“但思想深處有兩大變化。一是我廢棄了‘奴隸社會’的提法。50年代我使用了‘古代社會’，但仍說戰國秦漢是奴隸社會。90年代就廢棄了‘奴隸社會’，專用‘古代社會’。二是我完全擺脫了斯大林這麵自我保護旗幟，回到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上來。當然，還有考茨基的影響。對於《東漢以來奴隸製向封建製的過渡和封建社會的成立》，論述的是古代社會向封建社會的過渡……我廢棄了‘奴隸社會’，不再用這詞，在《中國古代社會》一書中就變為‘古代到中世紀’”。由此可見，30年來，先生依然堅持自己的學術觀點，但30年之後，先生依然在豐富、深化、調整自己的認識，真正做到了“擇善而固執之”與“不以所已藏害所將受”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