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洪升
著名曆史學家何茲全教授走過了百年的人生曆程，先生不僅在學術研究的領域勤耕不輟，學術成果碩果累累；而且，在長達一個世紀的歲月中，先生盡管遭遇了種種磨難，依然未改一顆拳拳愛國之心；他提攜後生，用真誠和關愛滋潤著年輕，甚至是更年輕的一代代學子。先生的努力，換來了桃李滿天下的豐厚回報。我有幸忝列先生門牆，在先生百年華誕之際，回首在逝去的時光裏，曾經聆聽先生的諄諄教誨，得到先生的耳提麵命，不禁為自己能遇到先生而慶幸……
在人生的道路上，有很多的人和事注定了一生的情緣。人生，有時候充滿了戲劇性。當初看似毫不相幹的人和事，卻會在未來的歲月裏成為生命裏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定格在生命中，成為永恒的印記。而在自己求學的路途中，如果能遇到德高望重、學識淵博且慈祥寬容、充滿愛心的導師，對於一個青年學生來說，他以後的人生道路都會深受影響，導師的治學方法、思想觀念會深深感染著他；導師的高尚人格、道德情操，會潛移默化地滋潤著他。我一直暗自慶幸，雖然自己出生於“文化大革命”後期的山東農村，但在我以後的日子裏，在追求學術事業的過程中，卻頗得命運之神的垂青，讓我有機會領略大師的風範……而何先生，就是對我產生深遠影響的一位恩師。其實，我在山東聊城師範學院曆史係讀本科的時候，就在課堂上聽我的老師介紹過何先生的學術思想。那時候，我還隻是曆史係的一名本科學生，對社會、對人生都充滿了很多不切實際的幻想，對自己的專業也沒有多少更深刻、更豐富的認識，對學術思想之類的還有些懵懵懂懂，對枯燥的曆史理論也缺乏透徹的理解。我每天就是和自己的同學一起去大課堂上課，也就是在課堂上，我知道了何茲全先生這個名字，知道了他提出了魏晉封建說，至於什麼是封建社會、為什麼何先生主張魏晉是封建社會，則並未深入思索，甚至連老師課堂上是怎麼講述的，都忘記了。但，何茲全先生以及他提出的魏晉封建說卻從那時起就印進了我的腦海中。那時的我，總覺著何先生距離我們太遙遠了，魏晉封建說太抽象了。而且，作為一個曆史係20歲出頭的青年學生來說，何先生在我心中是很了不起的學術大家，是著名的曆史學家，作為普通師範院校的學生，我甚至不敢仰視。但誰能想到，9年之後，我卻幸運地成為先生的學生呢。
我讀本科的時候，恰逢知識分子社會地位低下時期，腦體倒掛現象嚴重，引發知識分子不滿。社會上流行著“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搞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的民謠。而中小學教師更是被人看不起。我的高中同學，有的高考成績分數很高，甚至遠遠超過了本科錄取線，寧願降格到財經類高校讀專科，也不願意讀師範本科。我高考成績比山東省的本科線高了15分，卻未能被第一誌願錄取，隻好被調劑到了山東聊城師範學院，進了曆史係。來學校後，同學們戲稱進入師範學院是進錯了大門；而進入曆史係，則又是進錯了小門。我們掉進了“史（屎）坑”，成為坑底下的石頭。我的很多同學都像我這樣，是被調劑到學校的，所以很多同學心理失衡，有的甚至自暴自棄，徹底放棄了向上努力的動力，有的同學還中途選擇了退學回家。我們是1989年入學的，那年中國剛剛發生了一場驚心動魄的“風波”，之後我們便入學，首先就是接受嚴格的“軍訓”，這大約也是因為風波的緣故吧。我們學校在魯西北的聊城，當時尚未有鐵路，經濟也比較落後。盡管是一個地級市，但感覺不如膠東的縣城，來自膠東的同學戲稱聊城是“山東的小西藏”，有時候當著聊城本地的同學的麵這樣說，實在是有些不應該。聊城不像北京、上海這樣的大都市，有許多可以玩的地方。這也倒是學習的好地方，沒有很多誘惑，可以清靜下來潛心讀書。因為畢業回鄉後要成為中小學教師，很多同學便感覺前途暗淡，而聊城亦無可以玩耍之處，有誌者遂埋頭苦讀，要考研究生。我出身農家，當年高考目標雖未能實現，但好在我要求不高，甚至能讀個師專學校亦足以改變農民的身份，現在還讀了個本科，尚可接受，故無更多抱怨，亦無心理失衡。當年我的高中班主任張振軍老師一直教育我們要“隨遇而安”，我也就真的隨遇而安，每日認真上課，認真讀書。後來，也加入了考研的隊伍。到1993年本科畢業的時候，我順利地考入了雲南大學曆史係，先是在武建國教授指導下攻讀碩士學位，後在著名經濟史學家李埏教授的指導下攻讀博士學位。李埏先生專治經濟史，在唐宋經濟史領域造詣頗深，我便在李先生的指導下學習中國經濟史，重點是唐宋時期的經濟史。李先生是雲南路南縣人，青年時期曾在北京師範大學曆史係學習，後因為抗日戰爭爆發而輾轉返滇，在西南聯合大學繼續完成研究生學業，之後任教於雲南大學。在李埏先生的課堂上，先生饒有趣味地給我們講經濟史理論，也會深情地回顧他年輕時候在北京度過的美好歲月，而更多的時候，他會給我們講諸如錢穆、吳晗、侯外廬、劉文典等他的師友的學術成就和他們的趣事以及先生與他們之間的交往。當然，李先生也講到了何茲全先生的情況，讓我在研究生階段再次更多地了解了何先生的情況。
1998年，我博士畢業，麵臨人生的選擇。我是家裏的獨子，父母希望我回家鄉工作；李埏先生和我朝夕相處，我們師徒感情日篤，他希望我能留在雲大，繼續從事經濟史的研究。我一時舉棋不定，不知道路在何方。正在此時，山東大學喬幼梅教授推薦我到山東師範大學任教；我青島的好友建議我到青島工作。我遂利用寒假的時間，先到青島，後到濟南，然後返回昆明。已經在昆明生活了五年了，對這片紅土地產生了深厚的感情，而且，還有一直以來關心我的李埏先生和師母，實在是割舍不下。我決定還是留在雲大。然而，命運之神在人生的關鍵時刻再次眷顧於我，讓我最終也離開了昆明。原來，我在之前找工作的時候，抱著試試看的態度，給北京、上海等地的高校寫了做博士後研究的申請信。開始的時候，我並未給北京師範大學去信，後來友人提醒，才給北京師範大學去信聯係。寒假的時候，我得到的情況並不樂觀，據說競爭北京師範大學博士後工作站的人有20多人。曆史係的負責老師問我能否接受自籌經費的博士後，我則表示無法接受。故我一直沒有對北京師範大學博士後工作站抱有希望，盡管到北京工作也許是更好的選擇。正當我決定留在雲大的時候，我接到了北京師範大學博士後流動站的錄取通知書，遂將情況告訴了李先生。李先生知道我要去北京工作，很為我高興。李先生說：“你到了北京師範大學，一定要去拜訪何茲全先生，要多向他請教，他的學問做得很好，他的書和文章也寫得很好。你見了他，代我問他好！”李先生還告訴我，他到香港參加學術會議的時候，恰逢何先生也來參會，兩位青年時期即相識的老朋友遂有機會暢談。
1998年，我在昆明度過了研究生期間的最後一個暑假，期間與好友遊曆了麗江、中甸、保山等雲南名勝，遂於8月底飛抵北京。離開昆明之前，李埏先生與師母趙毓蘭女士親自到雲大研究生樓為我送行，李先生修書一封，囑我到北京之後交給何先生。我到北京之後，早已在京的大學同學陳冬村、李懷義等給予了很大幫助，遂被學校安排在京北西三旗育新花園，開始了在北京師範大學的博士後生活。剛到北京的時候，我懵懵懂懂的，開始的時候並不知道自己的導師是何茲全先生。故給何先生打電話的時候，說是受導師李埏先生之托，想去何先生家拜訪雲雲。何先生就告訴了我他所在的位置，說是在幼兒園後麵，有兩棟小紅樓，他居住在第二棟小紅樓。後來遇到了曆史係主任晁福林教授，他告訴我何先生問係裏是什麼意思，我才知道是因為我而引起的誤會。到這時我才知道，我的導師就是何先生，因此，我去何先生家就應該是拜訪導師，而絕不僅僅是受李埏先生之托前去看望先生。我按照何先生告訴我的地址，很快就找到了何先生家，也就是從這一刻開始，我有幸拜在了何先生門下，成為何先生指導的博士後。
假如時光能夠倒流，我真想再回到12年前的那個下午。就是那一天，我懷著激動和興奮的心情，懷著對美好未來的憧憬和向往，邁著輕盈的步伐，遇到師大的幼兒園裏歡蹦亂跳的孩子們，朝何先生家走去。到了何先生家門口的時候，我甚至有些怯意，畢竟是第一次見到一位著名的學者！我按了門鈴，郭師母給我開了門，我進去坐好。郭師母便給我拿來了一杯露露飲料，還有水果，讓我喝、吃。此後，每次去先生家，郭師母必熱情地讓我又是吃橘子，又是喝飲料。第一次見到何先生，便感覺其實他老人家是那麼的親切。何先生盈頭銀發，雖已是高齡的老人，卻依然精神矍鑠，說話的時候聲音洪亮，臉上的笑容讓人溫暖。郭師母亦是鶴發童顏，身體硬朗。她性格直爽，快人快語，疾惡如仇。在何先生和師母都在的時候，郭師母說的話比較多，她滔滔不絕地說著，而何先生就在一旁看著，有時候何先生會打斷師母的談話，讓師母少說兩句。初次見麵，何先生和郭師母並未把我當外人，他們的熱情接待，讓我有點膽怯的心也放鬆了下來。何先生和師母告訴我，有需要幫忙的就和他們說，我答應了。我向何先生轉交了李埏先生給他的信，並轉達了李先生對他的問候；何先生也問了一些李先生的情況，並囑我日後代他問李先生好。在離開何先生家回去的路上，我頗為感慨：李埏先生家很是“清貧”，何先生家亦十分簡樸，除了書就是書，與普通市民家的裝飾奢華相比，他們老一輩知識分子確是有些清貧，清貧得近乎寒酸。也許，這就是老一輩知識分子的精神境界，他們追求的，是精神上的富有。對於物質生活，他們並不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