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旭東
2月22日，一個陰霾料峭的日子，香山腳下鬆柏掩映的萬安公墓又多了一位長者、一位智者。何先生走完了一個世紀的人生路，見證了中國一個世紀的風雲變幻，在這裏獲得了永生。親人與弟子，一抔黃土，一把黃菊，默默的祝福。先生終於可以和相伴相依近70年的師母、愛子何芳川在天國重聚。不遠處陪伴他們的還有何思源——先生一生敬重的仙槎大哥。
16日早上，妻子看到郵件，打來電話，告訴我先生去世的噩耗，我驚呆了！事先毫無征兆。春節時本要去看望先生，但一想給先生拜年的人一定很多，過幾天清靜些再去。結果鑄成終生遺憾！和國安兄聯絡，得知先生元旦前就住院，本無大礙，春節後情況突然惡化。時至今日，每念及此，不禁泫然。
自開始跟隨何先生讀書，一晃已近20年，走上工作崗位也差不多15年，家從師大搬走也有10年了。自己的生活軌跡離老師、離師大的小紅樓越來越遠，看望老師的機會也不多，但精神上卻沒有離開過老師。
何先生出生在武昌首義的前夜，青年時代經曆了民國初年的動蕩、北伐成功後的黃金年代以及抗戰軍興後的流徙與艱難，不惑之年留學歸國，見證了新中國六十年的風風雨雨。
自己雖然是1993年才正式成為何先生的弟子，實際從讀碩士開始就不斷受到先生的教誨。當時在何先生的倡導下，師大曆史係魏晉南北朝研究室有定期開會報告論文的規矩，大約一二個月聚一次。多數是老師們發表論文，大家討論。記得何先生報告《崔浩之死》一文時我就在座。此外，黎虎老師的《北魏前期的狩獵經濟》、寧欣老師關於唐代銓選的研究均是最先在會上聆聽到的。
報告會吸引的不僅是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室的師生。晁福林老師《論周平王東遷》一文與趙世瑜老師的《明清時期的華北廟會》也都是首先在報告會上發表的。通過趙老師的報告，我第一次聽到克裏斯塔勒及其中心地理論、施堅雅和六邊形的集市空間分布。這兩篇論文後來都刊發在《曆史研究》上。我自己的史學處女作，是對東晉南朝的封山占水的再探討，最初也曾在這裏接受師友的指教。
報告會在教四樓四層研究室的辦公室或資料室舉行。師生環繞資料室的長桌而坐，講學論道。至今記憶猶新的是，有一次我問何先生，為什麼中國曆史上總是不斷有各種民族從北方或東北南下，可惜的是何先生的回答現在已經記不清了。還有一次，我是倚坐在辦公室的大門旁來聽報告，印象深刻。當時研究室師生人數不多，不知那次為什麼聽眾那麼多。
等我考上何先生的博士生，不知由於什麼原因，報告會停辦了。得知此消息，很是惋惜。走上工作崗位不久，和孟彥弘兄一道，又在社科院曆史所籌辦了“青年史學沙龍”，後來改名為“史學沙龍”，到我2008年調離曆史所時，十年間先後舉行過近80次活動。不僅討論過許多所內同人的論著，還不時邀請一些所外的朋友來演講報告，記憶中像巫鴻、葛兆光、李零、閻步克、熊存瑞、陸揚、陳弱水、彭小瑜、羅新、趙立新都曾蒞臨。工作後，自己在學術上的點滴成長與沙龍的熏陶切磋密不可分。現在回想起來，播下創辦沙龍種子的不正是何先生嗎？沒有教四樓的報告會，不會誕生出曆史所的史學沙龍。
何先生早在1934年，還是北大史學係的學生時，就發表了《中古時代之中國佛教寺院》，開辟了中國中古寺院經濟研究的新領域，一鳴驚人；40年代關於魏晉南北朝兵製的數篇論文則奠定了這一領域的基礎。但在何先生自己心目中，更看重的是他對漢魏之際中國社會性質的把握，以及對中國古代曆史發展道路的總體認識。這兩方麵的研究收入何先生《中國古代社會》一書，他因此被學界視為古史分期問題上“魏晉封建論”的代表人物。
不過，自1950年何先生任教北師大曆史係，50年代末開始招收研究生，及門弟子前後20餘位，研究佛教寺院經濟者有之，專攻政治製度史，乃至兵製者有之，涉足小農經濟、城市經濟者有之，卻沒有一位繼承老師的理論，在古史分期、“魏晉封建論”上下功夫。何先生有時會說“沒有一個學生跟我學”，淡淡的一句話，包含了多少複雜的心情。
其實，先生的思想是在不斷發展的。畢業後不久，曾在師大聽過一次先生的講座，圍繞社會分期問題，主旨是建議繞開分期問題，去研究曆史發展中的自然段。後來，先生將這些想法寫成文章，題為《爭論曆史分期不如退而研究曆史發展的自然段——世紀之交對曆史研究的思考》，發表在1999年1月29日《光明日報》的“史林”版。文章不長，卻很有新意，特別是“自然段”的提法，十分傳神。指出首先要將中國曆史發展過程中客觀存在的自然段落揭示清楚，“事實沒有摸清楚，不要急於定社會性質”。指明了新的研究方向。可惜，先生後來沒有做更多的闡述。我想，沿著探索“自然段”的道路，應能找到適合中國曆史的理論概括。這是先生留給我們的未竟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