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先生十分看重自己的觀點，卻始終不曾強加給學生。入學後，先生給我們開的課就有研讀《中國古代社會》一書。師生三人，圍坐在小紅樓的書桌旁，聽先生係統講述對古代社會的見解。我自上大學就對理論頗感興趣，馬克思的著作也認真讀過一些，但對古史分期問題卻始終感到疑惑。20世紀90年代史學理論界深入反思教條主義，如何兆武先生發表的《曆史研究中的一個假問題——從所謂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停滯論說起》（《百科知識》1989.5），膾炙人口，風行一時，我也深受影響。在期末作業中就自己讀書所得，提出一些疑問，何先生從不以為忤，未曾因此而對我有任何表示。作為學生的我，思考從未因為與老師意見不合而受到限製。
當我讀到一些使用佛教造像記研討中古史的論文，感覺這類資料還有寶可挖，試圖仿照法國年鑒學派，利用它們探索北朝民眾的佛教信仰與心態，何先生隻是問我：“那些造像記，千篇一律，能分析出東西來嗎？”其實我自己也全然沒有把握。以前更沒有係統學習過佛教，貿然闖入一個陌生的領域，時間又很有限，能行嗎？何先生為此還專門讓我去請教劉家和先生，我也先後寫信向遠在法國和美國的謝和耐與巫鴻先生求教。論文最終得以完成，離不開先生的質疑與激勵。先生當時已年過八旬，難以事事過問，但他總是強調“做學問要像跑馬圈地，要有自己的領地”，也反複叮嚀“研究大樹不要研究到樹杈上”。話雖不多，卻形象精辟，深深刻入腦海，時時提醒著我，做研究一定既要專精，又要有閎通的眼光。為此，我盡可能多地收集資料，分析上也更求細致、深入，力爭超過這一領域成果卓著的日本學者。論文能得到較好的評價，與先生的鞭策是分不開的。
論文即將出版，先生在序言中期許拙著能夠為中國佛教史研究開辟一個新的領域，其實，何先生何嚐不知道日本學者在這方麵已經有很多出色的成果，我自己不過是希望中國的研究不要被拉下太遠。對自己的學生，先生總是鼓勵他們爭做一流。盡管自己的興趣已經離佛教研究越來越遠，但爭做一流的師訓依然時時回蕩在耳邊。
2000年年底搬離師大之前，雖然已經到曆史所工作多年，還能常常到小紅樓看望先生，亦偶爾替先生做些雜事。先生師母90年代末再次赴美時，還曾住在小紅樓，替先生看家。先生每次見到我，除了關心曆史所裏老友的近況，更多地還是垂詢我的研究，他一再叮囑我，旭東不是當官的料，好好做學問。到了晚年，常常說：有什麼新的研究成果，帶來讓我看看。隨著年齡的增長，先生很難對許多問題提出具體的意見，談論的話題常常是往事或世事，但見到學生又有新作問世時，先生滿心欣喜是顯而易見的。
先生早年求學沙灘紅樓，埋首黃燈書案，青年時代便卓有成就，晚年又獲聘北大曆史係的兼職教授，在經曆了失去至親的巨大打擊後，這是讓先生最為開心的事情。他甚至不顧年近期頤，提出要為北大曆史係開課。先生一生北大情深，令他很感自豪的是，祖孫三代同畢業於北大曆史係，這在近代教育史上恐怕也不多見。他對北大的感情，根源於北大“兼容並包，思想自由”的精神。這一精神，透過何先生，從沙灘紅樓聚集到師大的小紅樓，浸潤著一代又一代學子。
我自小生活在師大校園，20世紀80年代初，我還是個中學生，因為何先生當選人大代表，第一次聽說了他。後來，在校園裏時常見到一位騎著小輪自行車的藹然白發長者，別人告訴我，那就是何先生。沒想到，10多年後，我竟有幸成了何先生的學生，追隨先生近20年。先生今已駕鶴西去，但他的精神與追求會不斷鞭策我奮進。
原載《中華讀書報》（2011年3月16日07版）
（清華大學曆史係教授、何茲全先生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