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師與郭師母日常生活非常簡樸，二位老人辛勤操勞一生，到八十多歲高齡依然堅持不依靠他人、自己動手料理家務。多年來何師自己騎自行車到師大教工食堂買幹糧，為此曾被一莽撞青年撞成脊椎壓縮性骨折，在病榻上臥床數月，全賴師母悉心照料，方得痊愈。何師與郭師母二人的工資收入用來請人料理家務綽綽有餘，但郭師母始終認為日常生活自己動手是做人本分，買菜做飯、清掃整理、侍弄花草，隻要體力允許，絕不依靠他人。何師一生煙酒不沾，粗茶淡飯，主動幫師母料理家務，為在師大讀書的孫女做飯，從不鄙視體力勞動。郭師母晚年的娛樂活動僅是每年春節期間約姊妹們打一次小牌，平日裏二位老人在書房內相伴埋首著述，為後人留下許多曆史記載。何師說仙槎（思源）大哥“能享福，有福他也會享，但他也能過窮日子，也能吃苦，他沒有身份架子。穿西服、坐汽車、住洋房，他可以；脫掉西服、拉車拾糞、住草房吃窩頭，他也可以。他做市長，可以做平民市長，他做宰相，也是個平民宰相”。而何師一生幾乎沒有“享福”的日子，總是自覺吃苦，平易近人，販夫走卒、廚師司機皆以朋友禮遇待之，更沒有一般舊時代知識分子鄙視勞動的惡習，身為大學教授卻始終保持著淳樸平民本色。
何師與郭師母一生節儉度日，對需要幫助的人和事卻從不吝熱心，不僅資助身邊的年輕後輩，有時郭師母在報紙上看到某地某人無錢治病上學，常常寄款救助，還叮囑弟子們也捐款救人行善。何思源先生曾在何師與師母成家時贈予若幹黃金，師母數十年顛沛流離，不論生活如何拮據，始終不曾動用，抗美援朝時，全部捐獻國家。不料“文化大革命”中被“小將”們誣陷說是“特務活動經費”，何師為此受審查吃苦不少，但問起是否後悔將家產全部捐獻，二位老人從無怨言。
郭師母信佛，一不為求神保佑，二不為升官發財，盡管二位老人平生遭受過許多不公正的歧視與迫害，他們仍然相信人間有大善大愛，堅信人類善良的本性終將戰勝邪惡，“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何師對那些參與審查批鬥過自己的人從無惡語相加，更不曾打擊報複。“是非審之於己，毀譽聽之於人，得失安之於數”，何師將古聖先哲的格言作為自己處世做人準則，身體力行一生。《晉書》記載名士阮籍能為青白眼，遇厭惡之輩以白眼，見喜愛之人則現青眼，釋家以青色蓮花“優缽羅”喻佛眼，何師與郭師母相濡以沫的契合點，正在於二位抱持相同的人生價值觀，運命多舛往事千般，永遠青眼向人，對人類及所有生靈的大慈大愛和悲憫之心始終不渝。
何師青年時代起研究中國古代曆史，雖因生活時局所迫幾斷幾續，平生用力最多者仍是史學事業。史著貴真實，無真實則無信史，不幸的是，中國古代文化傳統中的曆史著述恰恰是謊言淵藪。改朝換代則必“成王敗寇”，投鼠忌器時不得不“為尊者諱”，官修“正史”散發的腐朽意識形態氣息，往往令治史者不知不覺中喪失立場，墮落為當權者的吹鼓手。何師早年參加國民革命的經曆使他對狹隘意識形態保持高度警惕，讀馬克思、恩格斯的書開闊眼界，跟隨胡適、傅斯年、陶希聖、錢穆等先生學習中國社會史，從此走上研究中國社會史的學術道路。何師在研究中堅持以辯證唯物史觀梳理分析曆史現象，他九十三歲高齡時依然認為：“辯證唯物史觀，現在好像有點落後，不迎時了，但我仍堅持它。我所持的辯證法，最主要的有兩條：一是全麵地看待曆史現象和問題，二是從發展變化上看待曆史現象和問題。客觀曆史是時時變化不居的，在發展著、變化著。辯證法是人類在幾千年觀察曆史發展變化基礎上逐漸認識到的客觀變化在人腦子裏的反映，它是迄今人類對客觀的最先進的認識。”“我所持的唯物史觀是：物是根，物之外，好多東西，在特定的實際條件下會對曆史起決定的作用。……我是物加心，物是‘根’，心是‘枝葉’。無根便無枝葉。……辯證唯物史觀是有生命力的，我相信不久，它仍會‘迎時’起來。”何師在繼承乾嘉傳統考證曆史事實的同時，更將中國曆史放置於世界曆史發展的宏觀坐標中去考察，注重社會各階層、各行業在日常經濟生活中的地位與作用，突破王朝紀事的局限，力求勾勒時代與整體社會性質的全貌。何師堅持以“物”為根，以曆史事實為依據判斷理論假說之當否，不屈從權貴輕易改變自己的學術觀點，即使在那個政治權勢獨霸曆史學界的年代，不能公開平等講道理，也不放棄最大限度地“擺事實”，不懼被正統學派目為“孤臣孽子”，堅守知識分子獨立自由之精神底線。何師說自己“不會應酬，不願應酬，表麵上笑嘻嘻很和善，骨子裏人很任性固執，認定一個道理很難改變”。先生的固執是“擇善而固執之”，用何師自己的話說就是“追求真理，認識了真理就要抓住不放”，“又要不以你心裏已接受的真理排斥、拒絕接受新的真理”，何師特別強調“我們需要的是虛、虛心，永遠不要自負、自滿”。在曆史研究實踐中，先生從不放棄追求新知識，八十餘高齡時，仍手捧大部頭的英文原版書孜孜苦讀，汲取世界史學研究的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