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何先生在重慶又麵臨人生重大的選擇。時任國民黨山東省主席的何思源來到重慶，他看到何先生生活窘迫和前途迷茫，勸何先生和他一起回山東做官，也好有個照應。這是一條路。還有一條路，史語所已經隨遷到重慶李莊，傅斯年還是所長，也歡迎何先生去做研究。何先生對師母郭先生說：“回山東，眼前光明，前途黑暗；去史語所，眼前黑暗，前途光明。”53年後，何先生對這次選擇無比感慨：“這是一次一生命運攸關的重大決策。這決策，決對了，才有今天的我。”正可謂“治中西學成一家言，功在史壇稱巨擘”（劉家和教授挽詞）的成就，恰恰緣於這一次命運攸關的選擇。如果何先生不是如此選擇，可能中國曆史上多了一個毫無作為的地方小官僚，但卻少了一個學貫中西的“史學大師”。
三是走向新中國。
1950年，注定是中國曆史上不平常的一年，對何先生又是重新麵對選擇的意義非凡的一年。當朝鮮半島的戰火熊熊燃燒，麥克阿瑟將軍登上旗艦麥金利山號親自督戰，指揮著美英軍隊和聯合國軍隊相繼展開對金日成領導的朝鮮人民軍大舉反攻時，何先生已經登上從美國駛往大洋彼岸的輪船，沐浴著太平洋和煦的海風，毅然奔向新中國。等他再次踏上美國的土地時，已經是37年以後了。“有笳聲入耳否？三更同入夢，兩地誰夢誰，任海枯石爛，大節總不虧。”（蘇武牧羊歌詞），何先生回國後唯一會唱的一首歌，是否正表達了他義無反顧投身於新中國火熱的革命和建設中的心境。選擇了新中國，就選擇了與中國老百姓同甘苦、共患難，當然也就無法避免作為中國知識分子此後的一路坎坷。
47年後，何先生回顧這又一次命運抉擇的三岔口，仍然保持著冷靜的頭腦：“1950年前，擺在我麵前的也是擺在大部分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麵前的路，有三條：一是回大陸，二是留美國，三是到台灣去。”繼續留在美國，毫無問題，當時何先生已經在霍普金斯大學國際學院取得研究基金（fellowship），一年2000元（約等於現在的3萬元），足可以養家糊口，工作穩定。師母當時帶著芳川大哥在國內生活艱辛，也希望能到美國團聚。去台灣，也沒有障礙，傅斯年在國民黨從大陸大規模撤退時，已經帶著史語所的大部分研究人員退到孤島台灣，繼續保留名稱、編製和人員，史語所還保留著何先生的編製，傅斯年大概自認為何先生一定會再次追隨他到史語所，繼續完成已經開始並日漸拓展的學術研究，不僅一直為他保留著編製，還把何先生的書物都運到了台灣。回大陸，應該說是最難和最需要勇氣的，何先生是幾十年的國民黨黨員，受第二國際修正主義影響頗深，曾就中國革命的道路等問題與共產黨人展開過“論戰”，被共產黨人扣上一頂“新陶希聖主義”的帽子。但所有的顧慮都因“愛國”這兩個字而顯得無足輕重了。正如何先生所說的：“在中國，共產黨已經取得政權的局勢下，想國家安定，力量都用到祖國的建設事業上，使祖國富強，脫離落後受屈辱的苦海，隻有犧牲腦袋裏的個人民主，真誠徹底地向共產黨投降，換取共產黨的寬容，在共產黨領導下建設祖國。”
二 學術研究的大視野
何先生行走了一個世紀，他所經曆的一百年，中國和世界發生了多少事。他談起我們從書本上景仰或樂道的“大人物”，就像是談起家常之事。陳獨秀、張國燾、郭沫若、範文瀾、翦伯讚、胡適、傅斯年、何思源，雖然這些人都已經過世，但他們的事業、事跡，以及他們掀起的世紀波瀾，卻始終伴隨著他，同行百年。
何先生年輕時，好讀書，不喜閑談，凡有人來訪，若無具體談資，則不置一詞，空耗時光，大小眼相瞪，直到來客自覺無趣而悻然告退。仙逝後，靈堂後告別大廳中掛的是他手不釋卷的大幅照片，天上人間都是書生。
何先生在北大上學的前後同學，他列舉了：勞幹、胡厚宣（前一班），楊向奎、高去尋、全漢升、李樹桐（同班），張政烺、鄧廣銘、傅樂煥、王崇武、王毓銓（下一班），楊誌玖、孫思白、任繼愈（再下一年）等，大多成為中國史學界泰鬥級的人物。
何先生最好討論大問題，動輒涉及幾千年曆史發展，涉及中外曆史比較，涉及學派源流，涉及意識領域異同。近一個世紀的紛爭都在他的視野範圍和學術思考中。學術視野和學術研究因人因事是有層次之分的。何先生在學術研究中始終堅守的三點最為人稱道：一是大局觀，二是注重研究有關國計民生的大事，三是將中國曆史放到世界史的整個進程中考察。從他所寫文章的題目也可略知一二。
何先生在85歲時，對此後的學術事業還有很多規劃：
一是寫一本中國寺院史，這個源頭可以上溯到20世紀30年代對寺院經濟的拓荒，為此何先生製訂了詳細的工作計劃，有編寫計劃的緣起、具體工作計劃、參編人員等。
二是搶救中國尚存的寺院，計劃對中國的寺院尚存或雖不存但有記載的進行全麵、大規模的考察，整理出《中國寺院大全》，這一想法是有可能落實的。20世紀80年代，何先生對我簡單說了這個計劃，希望我們這些學生也能參加，我很高興，幻想著走遍中國大地的山山水水、溝溝坎坎，尋訪那些或香火不絕金碧輝煌、或歲月久遠斷壁殘垣、或隱在深山老林、或僅剩傳說的那些神秘的寺院。遲遲沒有下文，幻想仍是幻想。後來得知，是因為海外資助方有些強人所難的前提條件，何先生婉言拒絕，計劃自然也就擱淺了。
三是續寫《中國古代社會》的姊妹篇——《中國中世社會》。這一計劃應該是何先生90歲以後開始著手的。我們找到了他的手稿，400字稿紙，約十萬字，一筆一畫，可惜隻完成了緒論和第一章“古代社會走向中世紀”（三國兩晉），列出章節的還有：第二章“四世紀初到六世紀末的北方社會”（十六國、北朝），第三章“四世紀初到六世紀末的南方社會（東晉、南朝）”，第四章“城市的複興和依附關係的衰歇（隋唐時代）”。
四是寫曆史通俗讀物。何先生曾經說過：“將來我老了，我要寫一套章回體通俗本中國通史。”這個計劃一直沒有著手，師母郭先生倒是寫出《唐太宗演義》、《唐明皇》、《女皇武則天》、《朱元璋外傳》、《中唐演義》、《先秦宮廷秘史》等，都是采用章回體的通俗曆史讀物。
何先生幾十年來反複思考的還有幾個問題：一是共產國際和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曆程，二是中國曆史學的發展曆程，三是自己的學術和人生道路，四是對自己人生的定位“大時代中的小人物”命運的反思，五是對20世紀30年代以來中國革命和中國命運的思考。在他學術生涯的最後幾年，他經常強調的是世界必將走向大同。
三 “小人物”的大民生
“勿以善小而不為”是出自劉備臨終前給其子劉禪遺詔中的一句話。
這句話何先生和師母經常掛在嘴邊、書寫在紙上、落實在行動上。善事雖小，民生為大。最近在整理何先生和師母的遺物時，有很多新的發現，其中就包括幾次捐獻後的收據，最“古老”的就是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而捐出的19兩黃金，泛黃的紙本，跟隨何先生經曆了反“右”的風雨，度過了“文化大革命”的艱難時光，居然還完整無損地保留下來，足以見何先生對這一紙收據的珍愛，這是當時何先生和師母的“老底”了，最困難的歲月也不曾動過的“老底”，慨然捐贈，想來深植於心底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士大夫的憂患意識所然，與全國人民“共赴國難”、“保家衛國”的大義使然。當然，這一紙證明，並沒有使何先生避開此後的種種劫難，並沒有逃過“食貨餘孽”“CC特務”的“頂戴花翎”。但是，“小人物”的“大民生”，還在繼續。遺物中還找出捐給菏澤一中的1千元的證明，時間是20世紀60年代，那時的1千元，可以折算成一個普通教師月工資的2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