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欣
何茲全先生經曆的百年，從晚清到民國，從民國到新中國，從推翻二千多年帝製的辛亥革命，到“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再到邁向世界強國之林的二十一世紀，真乃“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風生水起，潮起潮落。一路走來，一路革命，正所謂“大時代”。百年的時光，自稱“小人物”的何先生從山東菏澤西當典街何家老宅走出的懵懂少年，沿著傅斯年“六中、北大、哥倫比亞”[1]，走出山東，走進紅樓，走出國門，走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霍普金斯研究院。1950年，新中國的召喚，何先生毅然踏上歸國之路，當太平洋的海風迎麵拂過他的臉龐，他在想什麼？是否想到他在故鄉翹首以盼的嬌妻幼子，是否想到他胸中的宏偉藍圖，是否想到他今後安身立命之地在何方？他當然想不到此後接踵而來的各種運動，當然想不到“文化大革命”中被扣上“CC特務”、“食貨餘孽”的帽子，也想不到凝聚他一生心血的《何茲全文集》獲得學術界最高獎項和榮譽。百年時光倏忽而逝，當何先生靜靜地安臥在鮮花翠柏中接受親屬、同事、學生、好友的告別時，是否感受到親人的呼喚，是否感受到好友的追念，是否感受到學生的敬仰之情？是否還想對我們說：“我這個人的好處是有理想，有事業心，有抱負，很想為國家為人民做點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思想對我很有影響。一輩子做學問，一輩子不忘情國家。”
雖然自謙“小人物”，但麵對大時代的大變局，何先生的一生卻有很多次大的堅守。
一 大節的堅守
何先生最喜歡也唯一會唱的歌是《蘇武牧羊》，但卻從來沒有聽他唱過，連哼唱也未曾聽見過，在他仙逝後我們試著放了一次，曲調悲愴而蒼涼，不忍卒聽。師母郭良玉先生也是山東人，但在河南上的大學，最喜歡的是豫劇《花木蘭》中的《誰說女子不如男》，卻是不止一次聽她在家中大聲唱，據說在公開場合也唱過，博得滿堂喝彩，曲調高昂、明快，聽了還想再聽。唱與不唱，或低或高，兩位老人的“書生本色，愛國情懷”，全蘊含在其中了。
“我生的時代，是世界、中國千載不遇的大變動時代，也是一個大浪淘沙的時代。”何先生在《愛國一書生——八十五自述》中講述了自己經曆的幾次重大的人生轉折和抉擇。
一是加入國民黨改組派，投身革命。
1928年，何先生稱之為“動亂的一年”，他認為“這一年對我來說，還有一件大事就是加入（國民黨）改組派。我在改組派中雖然沒有參加什麼實際政治活動，但對我一生的生活甚至做學問的學術思想，都有很大的影響”。
1928年，是中國現代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年代，這一年國民黨和共產黨已經公開決裂，共產黨人夏明翰、羅亦農、向警予和舉行刑場婚禮的周文雍、陳鐵軍分別被國民黨殺害於漢口、上海和廣州；這一年，毛澤東和朱德在井岡山勝利會師，走上了武裝割據的道路；這一年，蔣介石在徐州誓師，各路北伐軍對北洋軍閥政府發起全線總攻；這一年，清華學堂正式更名為國立清華大學，河南安陽殷墟開始發掘；這一年，奉軍首領張作霖被日軍炸死；這一年，何先生已經成長為不忘情國家的熱血青年，他的心和熱情隨著北伐軍的前進而沸騰。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決裂離他很遙遠，但發生在共產黨、國民黨右派、國民黨改組派之間的鬥爭和分歧，決定了此後中國的走向和黨派分野，也決定和影響了何先生此後的政治選擇和學術思想。
對少年時代就加入了國民黨，何先生並不避諱，他的解釋是：當時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是吸引進步青年的組織。1926年，剛上中學不久，就加入了國民黨。1928年，汪精衛、陳公博等人成立“中國國民黨改組同誌會”（簡稱改組派），他們屬於國民黨的左派，何先生在麵臨人生抉擇的“三岔口”時，選擇了加入改組派。受改組派陳公博等人的影響，何先生成為三民主義的信徒，中國需要民族主義，以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欺壓，需要民權主義，以打倒軍閥，實行民主；中國應該走社會主義道路，不能走資本主義道路；中國需要民生主義，以建設人民和平幸福的社會主義社會。80多年過去了，當年的熱血少年已經仙逝，而中國還在追求幸福與和平的道路上艱難前行。
受陳公博的影響，接受了唯物史觀，“使我走上從物質、客觀實際、社會經濟來解釋曆史，而不從思想意誌、意識形態去觀察曆史的道路”。80多年過去了，一部《中國古代社會》，六卷本《何茲全文集》，處處閃耀著唯物史觀那“普照的光”[2]。
二是放棄仕途，走向學術之路。
何先生說過，對他影響最大的有五個人：何思源、胡適、傅斯年、陶希聖、錢穆。
何思源是何先生的堂兄，當年何先生考上北大後，生活費用和教育費用完全由“仙槎大哥供給”。師母郭良玉先生從小受窮受苦，經常對我們說：“你們先生（何先生），從小都是家裏做好飯，擺好一大桌盛放菜飯的碟碗，隻等他一人來，他每樣嚐一口，大家才開飯。上大學，大多是窮學生，但你們先生有仙槎大哥的資助，每年二百大洋，過得很舒服，根本不用為學費和生計發愁。”似乎心裏不太平衡。何先生後來出國留學，也仍然是得到何思源先生的資助，才得以成行。此後人生的第二次轉折和第三次轉折，與仙槎大哥也有密切的關係。
胡適、錢穆都是何先生北大上學時的受業老師，乾嘉學派加新史學。
北大上學期間，對何先生影響最大的是陶希聖，何先生確定以中國社會經濟史為主要研究領域，即是受陶的影響，選擇的初衷則是出於對第一次國內革命失敗的反思。沒有想到的是在關乎大節的關鍵時刻，最終分道揚鑣。陶希聖是當時在學術和政治上都有很大影響的重量級人物，號稱其“五虎上將”的鞠清遠、武仙卿、沈巨塵、曾謇和何茲全，有四個都跟隨他投奔了汪精衛，試圖以曲線救國圖和平，但何先生看得很清楚，他每每回顧此事時，都會強調他當時的想法，這些想法都清楚地寫在他給已到香港（當時汪精衛所在）的陶希聖的信中：“有重慶國民黨幾百萬大軍在，對日本人可以談和；離開重慶，便隻有投降沒有和平。”沒有追隨陶希聖，而堅持留在重慶，與戰時陪都的老百姓一起經曆了那場震驚世界的重慶大轟炸，斷壁殘垣、屍橫街巷的慘烈場麵，幾十年後仍曆曆在目。選擇了重慶，也就是選擇了未來，在民族危亡和個人命運的關鍵時刻，何先生用堅定的毅力和敏銳的洞察力，保持了民族氣節。雖然陶希聖及時脫身，但其他四虎上將都陷入“失節”的泥沼，一輩子都處於“說不清”的尷尬境地。
傅斯年先生是何先生的同鄉，籍貫山東聊城，距菏澤約一百公裏，可以稱之為小同鄉。何先生考上北大，何思源時任國民黨山東省教育廳廳長，將其托付給在北大任教的傅斯年，使他成為成全何先生走上學術之路的關鍵人物。傅斯年在中國近代史上是值得大書的人物，他是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的領袖之一，曾任北大代理校長，是“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的創辦人，其主張“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至今在學界廣泛流傳。自詡為“愛國一書生”的何先生在“愛國”與“書齋”中尋找契合點，幾經周折。傅斯年除了受人之托，對小老鄉關愛有加外，也大為看好何先生在學術上的悟性和潛力。1935年，何先生北大畢業，傅斯年即約他去“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何先生卻沒有抓住這次曆史係畢業生求之不得的機會。一是對曆史語言研究所知之不深，以為是研究曆史上的語言的，殊不知，該所不僅是現當代學術大師級人物，如陳寅恪、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李濟、董作賓等的薈萃之所；並曾組織河南安陽殷墟考古發掘，取得世界矚目的重大成果；在引進吸收和運用西方近代新史學、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在內的研究方法等方麵，也成為現當代引領學術思潮的淵藪。幾十年後，何先生提起這次擦肩而過的機緣還頗為自責。二是當時在留洋風盛行的氛圍中，何思源為何先生提供了留學日本的機會，何先生自然不願放棄，毅然東行。這一擦肩而過就是近十年的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