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盡管先生德高望重，桃李滿天下，但他不管打交道的是什麼人，始終保持以平和心態待人。現在的社會中，一些人不重視道德，更不重修養。許多人，特別是有些有權勢的人，總覺自己高人一等，以為待人驕橫可以保持他們虛驕的自尊。這種現象在社會上我們見得太多。對於這一點，先生以為不齒。有時電視上某人一副驕橫麵孔出現，先生和我們議論起來，十分不屑。即使對應該“服其勞”的弟子學生，先生也從未認為這是應該的。先生晚年病重之後，生活多有不便。有時我們在他身邊就幫助他做點事情，但這也使先生感到不安。2011年5月，服侍先生的保姆有事回家，我奉召進京服侍先生。我在先生左右，先生雖待我如故，但他心裏仍有所不忍。一天他對我說，看，把你變成小工子了。我趕忙說，沒事的，有酒先生饌，弟子服其勞嘛！先生說，軍力啊，話不是這樣說。語氣中透露著他心裏的不安。雖然我們跟他幾十年，亦如家人，為他做一點事情，我們覺得這完全是應該的，但先生仍感覺給別人添了麻煩，心裏過意不去。正是在這樣的小事上可以看出先生是怎樣身體力行倡導師生平等關係。
先生在出版了《大時代的小人物》的書後，讓更多的人認識了這位思想睿智的世紀老人。我的一位中文係師兄，希望得到先生簽名的這本書。我和先生說起，他馬上答應。當時先生中風後右手握筆已經不便。我提出由我寫，然後請先生簽名就好了，但是先生不肯。他用不太方便的右手，在書的扉頁上吃力的一筆一畫書寫，十幾個字就用了好幾分鍾。看到這種的情景，我的淚水差點掉下來，心裏異常後悔。後悔自己不該提出這樣的事讓先生如此費力；同時我又非常感動，先生雖然右手握筆已經十分吃力，即便到了這樣的時候他還一定要自己書寫，以示對人的尊重。俗話說，敬人者人亦敬之。先生正是以他平等待人的一貫態度使他不但贏得學者和政府高官的尊重，也為一般百姓所敬重。一位北師大曆史係的老校友和我講起他與何先生的交往時激動不已。他因在學生期間被錯劃為右派，被下放到京郊農村當農民。後雖平反，但幾十年過去，他與高校、學術界已經十分隔膜。當他找到先生，先生還是給了他許多幫助。他兒子在農村結婚時，希望有些城裏的貴客參加，所以想邀請先生。讓他沒有想到的是先生和師母特別趕赴出席。以先生這樣的大學者參加一個普通農民的婚禮，這讓他全家感動萬分。這件事在旁人看來簡直不可思議。但正是在這樣的事情中才能體現出先生人格的高尚和偉大。
注重自尊、自重與待人平等、接人以誠，有些人認為這在做人上是互相排斥的兩個方麵。但是何先生卻將其完美統一，作為一生律己對人的準則，先生人品的高尚正在此處顯現。如果能將先生的這一精神繼承發揚，那我們的學校、學術界乃至社會不是要和諧得多嗎！
其次，何先生自尊自重另一個體現就是他對學術的追求。先生談到他的一生，特別是在學術上，讓他最為痛悔的有兩件事：前一件是他北大畢業的時候沒有聽傅斯年先生的勸告到史語所工作；後一件是1950年他回國後由於政治的原因在幾近30年間學術研究受到極大幹擾，以至於相當一段時間內不能、不敢做學問。前者是他自己的失誤，後者則是不斷的階級鬥爭運動造成的。所以先生對極“左”造成的文化專製極為痛恨。當改革開放改善了中國人民的生活和生存環境後，對於視學術為生命的何先生來說，他的學術青春才重新煥發光彩。
餘英時在分析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時候，特別指出，自孔孟以後，知識分子有一顯著特點是“以道自任”，而且是越是在社會轉折、時代變遷、文化轉型的過程中，知識分子的這一特點就越為彰顯。這個“道”可以解釋為知識分子自身的一種使命感。我們感覺到，何先生身上這一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印記很深，他是以“學術研究”作為自己的畢生使命的。對於這一點，我們在跟隨先生幾十年間體會十分深刻。
改革開放以後，國家與外界的聯係多了起來。20世紀80年代時我們曾聽先生談及他當年史語所的同事，說周法高是比他晚畢業的北大同學，他出版了《金文詁林》十六巨冊；嚴耕望是他在史語所工作好幾年之後才進去工作的小青年，但也出版了《唐代交通圖考》、《中國地方行政製度史》這樣在學術界極有影響的著作。我們大陸的學者，包括他自己，學術研究的成果難於比擬海外的這些當年的師友。何先生在和我們講起這些事的時候，我還記得他的語氣和表情都顯得很凝重。我想，這件事可能對他自尊心刺激比較大。[1]80年代，國家剛剛摒棄階級鬥爭運動走入建設正軌。社會流傳著一句時髦的話“將失去的時間再奪回來”，以激勵大家努力工作。先生對我們說，這句話不對。失去的時間怎能倒流？時間過去了就不會回來了，但是我們應該抓緊時間心無旁騖地進行學術研究。先生幾次和我們講起“一天五百字”的故事。一次，先生的兒子芳川大哥從北大來看望他。他對芳川大哥說，我忙了一天才寫了五百字，意思是寫得太少了。芳川大哥勸解說，一天五百字，每天都如此，一個月、一年、十年要有多少字？先生聽後感覺芳川大哥的解釋非常好，經常用這個故事來激勵自己，也用它來教育我們。我們翻檢先生的著作，相當部分都是在他70歲以後所著。先生在90歲高齡以後，幾乎每一年都有新的著作問世，這在老一代學者當中幾乎僅有絕無。
可以說，先生是將學術研究作為自己的生命價值所在。先生之所以能夠達到這樣的境界，我認為首先源於他是屬於五四時代的人。生於這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很多都有“以道自任”的特點，所以這個時代大師出現得特別多。先生當然也不例外。其次，先生能夠達到這樣的境界和他的自尊自重有很重要的關係。因為心理學研究的結果表明，人的自尊自重是成就他自己的事業的重要內驅力。我舉兩方麵的事例來加以說明。
第一，這與何先生自己的誌向和期許分不開。
何先生在《大時代的小人物》這部自傳中說，他在少年時由於受到一些老師的啟發和教育，“喜歡讀書的情緒逐漸在內心深處滋長”[2]。他在北大讀書期間就“對自己畫的路是做學問，研究中國史”。[3]他還說，自己“生性是個書生，讀書做學問是最合乎我的條件道路”[4]。先生雖從少年時起就開始關心政治，有強烈的愛國心，但是不願做官搞政治。與他同時代甚至相熟的一些知識分子就有禁不住誘惑進入官場搞政治，以致其中不少人沉沒沉淪。但先生始終認為，學術研究才是他畢生的誌向。而且先生自己還說，他“骨子裏很任性，認定一個道理很難改變”[5]。人的誌向一旦為其自尊心所支撐，就會成為人生事業上不斷攀登的動力。先生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