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先生師母對我們的關心愛護是有原則的，若是我們做了錯事，先生師母尤其是師母也會嚴肅批評。有位師弟家庭問題處理不好，師母一見麵就批，以致這位師弟後來怕見先生師母了。這種有善必彰有錯必糾的做法，也隻有在親如父子家人的師生關係中才能見到。
（三）虛懷若穀
先生胸懷之廣、涵養之好，在學林也是罕見的。我們與先生相處日久，總是聽他說起某某先生如何如何淵博，某某先生如何如何勤奮，某某先生文章寫得好，某某先生學問做得深，而從未聽他背後議論過同行，甚至也沒有指摘過學生輩。
我的碩士導師韓國磐先生，也是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的名家，但先生以前與他素未謀麵。由於我的關係，兩位老先生建立了聯係，先生好幾次對我說到韓先生文章寫得好，研究成果多。韓先生那時是全國人大代表，1986年、1987年三月初到北京開會，先生都讓我陪同到韓先生下榻的賓館看望他，晤談甚歡。我由於做佛教社會史的研究，常向佛教史專家郭朋先生請教，建立起密切的師生關係。由此先生也結識了郭朋先生，學問上時常打電話互相探討琢磨，生活上也經常互相問候，有時還互相拜訪請吃飯，彼此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我的老師鄭學檬，畏友楊際平、嚴耀中等，也都受到先生的欣賞。1985年秋鄭學檬老師出任廈大副校長，我把這個消息告訴先生，先生淡淡地說了一句：“可惜了！”乍聽這樣的反應有些意外，其實反映出先生對鄭學檬老師學術研究能力和學術發展前景的看重，也反映出先生對學術與官位孰輕孰重的鮮明態度。在先生看來，學術崇高神聖，不是任何人都做得好的，需要有天分又訓練有素的人才能勝任；而官是很多人都可以做的。先生認為，鄭老師當了官，行政事務多，勢必影響其學術上的發展，所以感到可惜。一般人感到可喜可賀的事，先生感到可惜，足見其識見襟懷與常人不同。
仁者愛人，其仁其愛，應該貫穿於其一生，亦貫穿於與其相關的所有人，包括父母尊長、妻子兒孫、朋友同行、學生後輩。先生就是這樣，上述先生對師母、對學生、對朋友後輩的態度言行，充分說明了先生的大仁大愛大德。
常言道：文如其人。文品與人品密切相關，沒有好的人品，學問好不到哪裏去。而教書與育人也是密不可分的，韓愈說：“師者，傳道授業解惑者也。”傳道優先於授業，說明一個好的老師，必須教書育人並重，甚至育人重於教書。以上我回憶先生師母的許多往事，讓我們看到他們如何做人、如何育人。如何做人就是如何傳道，不過先生師母的傳道，重在以身作則，身教重於言教。恰如春風化雨，潤物無聲，我們在先生師母身邊，耳濡目染，對於做人之道，感悟良深，獲益實多，一輩子受用不盡。畢業20多年了，我對先生師母的孺慕之情、感恩之心有增無已，隻是“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師恩如海，我們又怎能報答師恩於萬一呢？
摭憶之餘，覓得小詩二首，為先生百齡華誕壽：
其一
愛國弘文樂平生[1]，士林宿望餘一燈[2]。
杏壇播種逾五紀[3]，史海耕耘八十春[4]。
風骨高標魏晉說[5]，學殖深拓佛史園[6]。
桃李芬芳百花豔，共頌期頤[7]老壽星！
其二
負笈京華憶當年，春風潤物細無聲。
中庸妙義述而論[8]，大雅文章老更成[9]。
國士棟梁育桃李，家人子弟待諸生。
曾經陶鑄異常器，寸心報得門牆恩？[10]
先生經曆了大時代，自謙為大時代的小人物。但正是先生這樣的愛國書生，見證了真正知識分子對國家、對民族、對人民、對學術、對學生的忠貞和博愛，體現了時代和社會的良知。先生是舊“中央研究院”那批精英的僅存碩果。先生駕鶴仙去，為這批精英的時代最後畫上了句號。我們痛別先生，也痛別那個偉大的群體、那個偉大的時代！
去年先生百歲華誕，大家還與先生相約：先生105歲生日，我們再聚京華，再為先生壽！但先生卻未能遵約，匆匆離我們而去！興許，先生與師母有約在先，與他的愛子何芳川大哥有約在先，與他的老師陶希聖、傅斯年、胡適、錢穆諸先生有約在先，到天堂聚會去了，到淨土聚會去了。我們理解先生，我們也高興地看到，先生忙碌一生，現在終於卸下擔子，去與他一輩子相濡以沫的老伴、與他的愛子、與他始終尊敬景仰的諸先生歡聚去了。
（福建師範大學教授，何茲全先生首批博士生）
[1] 先生一生愛國，自傳以“愛國一書生”為名，又一生弘揚中華文化。
[2] 與先生同輩的學界泰鬥如季羨林、張岱年、周一良、史念海、楊向奎、張政烺、白壽彝、鄧廣銘、王毓銓、任繼愈、吳於瑾、胡厚宣等大家均已先後作古，先生為其儕輩中碩果僅存者。
[3] 先生1950年回國到北師大任教，至今恰恰六十年。
[4] 先生1931年考上北大，開始從事史學學習和研究，至今已八十年。
[5] 在中國社會分期問題上，先生主張魏晉封建說，長期受到壓製，而先生持說甚堅，不阿世取榮，“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其說已受到越來越多人的讚同。
[6] 先生從史學角度研究佛教社會和經濟，開創了佛教社會史新領域。
[7] 期頤是百歲的雅稱。
[8] 先生一生行中庸之道，晚年著《中國文化六講》闡述中庸之道是中國文化的核心，其於中庸之道，真可謂踐而行述而論者。
[9] 先生畢生好學不倦，老而彌篤，許多獨樹一幟影響深遠的論著如《魏晉之際封建說》、《中國古代社會》、《中國文化六講》都出自晚年。
[10]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我們終生難報先生栽培陶鑄之恩，猶如白居易，老來仍念念不忘“還有一條遺恨事，高家門館未酬恩”。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