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重光
一 殷殷厚望
大約是1980年年末，我已初步確定將“唐代寺院經濟”作為我碩士論文的研究方向，在翻檢相關研究文獻時，讀到了先生早年研究寺院經濟的幾篇重要論文，進而了解到先生是佛教社會史的奠基人，也是我國史學界的耆宿名德，在海內外享有盛名。當時我初入學林，雖有一股衝勁，對於寺院經濟研究的前景還看不太清楚，對如何深入研究也很迷惘，就鬥膽給先生寫了一封信討教。信發出去了，心中充滿了期盼，又覺得忐忑不安，怕打擾了先生，怕先生沒有時間給一位剛入學不久的研究生回信。沒想到回信很快就來了，是用400格稿紙寫的，字跡工整遒勁，內容親切溫馨，給了我很多鼓勵和指導，讀後一股暖流湧進心中，非常激動！此後我就常與先生通信，在先生的循循教導下，對於寺院經濟研究，方向越來越明確，信心越來越足。這些信件我收藏了很久，終因輾轉搬家，不幸散失了，至今思之歉然、悵然！
1982年夏，我碩士畢業，恰在此時，《光明日報》刊登了北師大1983年招收首批博士生的簡章，導師很少，都是國務院批準的首批博導，先生也在其中。由此第一次看到了先生的照片：鶴發童顏，眼光睿智而慈祥，對之如接春風。那一天，我佇立在廈門大學靠近校門的報欄前，端詳著先生的照片久久不忍離去。我仿佛感到了先生的召喚，暗下決心，要負笈京華，師從先生，追隨先生，把一生獻給學術。
但我當時的情況是，妻子還在華安縣工作，兒子在讀小學，最急迫的問題是把妻子調到城市，兒子設法到城市比較好的學校就讀，才能夠安心外出讀書。左思右想，1983年還不能考博，要先找一個單位工作，然後借單位之力解決妻子的調動問題。於是我又給先生寫了封信，彙報了自己的困難和想法，表達了推遲一年報考先生博士生的願望。萬萬沒想到的是，先生又很快回信了，不但歡迎我報考，還說為了等我報考，他也推遲一年招收博士生，1983年就不招了。如此眷顧，如此期待，真使我惶恐不已，感戴莫名！
1984年1月，國務院批準的第二批博導名單公布了，我的碩士生導師韓國磐先生也在其中，當年就可以招生。這給我出了一道小小的難題：我去考何先生的博士生，韓先生會不會有想法？為此我特地到廈門征求韓先生的意見。其實倒是我多慮了，韓先生本來就知道我常常寫信請教何先生，他們彼此互相敬重，聽我講了想法，就鼓勵我報考何先生，並說做學問就應轉益多師。這樣，我就放心考了何先生的博士生，並順利被錄取了。從此廁身門牆，親炙教澤，在先生引領下在學術的漫漫長途中探尋求索。
先生從事佛教社會史的研究始於20世紀30年代，有兩個顯著的特點，一是以研究社會史的方法研究佛教，二是以世界史的視野觀察和思考中國史的問題，包括中國的佛教社會史。他因材施教，對我講得最多的就是他早年研究佛教社會史的情形。他常對我說，他在北大讀書時，讀了考茨基的《基督教之基礎》，對比中國中古社會與歐洲中世紀的情形，感到中古中國之佛教寺院的性質與中古西歐之基督教教會是完全相同的，兩者都是作為宗教組織之外一個社會政治經濟組織，都是占有較多人口及土地的莊園領主。又常說起他從日本留學回來後曾寫過一本《中國寺院經濟史》，因戰亂丟失了，後來也曾收集材料，想再寫出一本《中國寺院經濟史》，終因種種原因，未能完成這一夙願。先生說這些話時，並沒有直接說出對我有什麼要求和期望，但先生的殷殷厚望溢於言表，我是能夠體會得到的。
先生的這些話，對我影響很大。我後來從事寺院經濟研究，基本上就是循著先生的思路，把中古佛教寺院當作一個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組織，考察其內部的結構和管理機製，同時考察其對外與社會各階層的交往。我的博士論文的第一篇《晉—唐時期的寺院莊園經濟》，就是在與西歐封建莊園比較的基礎上，論述中國中古佛教寺院是一種比較典型的莊園組織，其他各篇，分別考察了中古佛教寺院對內對外交往中的種種政治、經濟、文化活動；而我與白文固合寫的《中國僧官製度史》，乃是考察寺院內部的統製與管理之作。
我的這些研究，基本上是對先生的學術思想的闡釋和發揮，卻謬蒙先生肯定和獎譽。先生曾寫信向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推薦我的博士論文，說“答辯委員會認為謝重光同誌的論文占有豐富的材料，多創新見解，對於寺院經濟這個研究薄弱的園地，是有貢獻的。有的答辯委員指出，論文的內容和學術水平在五十年代出版的國際上久負盛譽的法國人謝和耐的著作《五——十世紀寺院經濟》之上。”後來我的博士論文在台灣正式出版時，先生又慨然賜序，說“謝重光博士的《漢唐佛教社會史論》，從廣闊方麵對這一時期佛教寺院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麵的發展和貢獻作了論述。作者用功甚勤，搜羅宏富，資料翔實，見地富有創新精神，受到許多專家的好評，認為這是一部填補了國內長期缺失的學術領域的佳作，在不少問題的研究中取得了迄今所見的較為新穎，而又詳盡的成果”。學生的一點點成績，先生看在眼裏喜上心頭，給予那麼高的肯定，實質上仍是出於對我的殷殷厚望。我在感奮之餘，十分汗顏。深知自己的博士論文成文倉促，乃由多篇單篇論文組成，未能形成完整的有係統的中國中古佛教寺院經濟史，也就是沒有向先生向學界交出一份完整的令人滿意的寺院經濟研究答卷。剛畢業時，我曾計劃在博士論文基礎上繼續搜集資料，加深研究，寫出一部《中古佛教寺院經濟史》來，後來由於外部的原因和自己學術興趣的轉移，也一直沒有完成先生與自己的這一夙願，這一點，是我始終愧對先生的！
先生一生勤謹，在學術道路上從來不知疲倦，不稍懈怠。他常說：“老牛自知夕陽晚，不用揚鞭自奮蹄。”又說：“八九十年代，我已進入耄耋之年，尚絲毫未有遲暮之感，讀書，研思，似又重新煥發勃勃生機。希望天假我年，使我能再多寫點東西，能稍稍無愧於先輩師長對我之關愛和栽培，就心安了。”我自1979年走上學術研究的道路以來，至今也30多年了，有時覺得很疲累，想放鬆自己，甚至曾一閃念，想做到一定時候就不再搞學術研究了。但一想到先生，馬上自愧自責，放棄了這種偷安的念頭，重又奮發起來。最近我常常用先生“老牛自知夕陽晚，不用揚鞭自奮蹄”的警句，勉勵自己，也常常在對學生講到自己的學術經曆時，援引先生的這句話，說明自己能長期奮勉有加的原因。有時在做學術報告時，講到先生這句話，想到先生期頤之年仍在奮進不已的精神和形象，不禁感動得熱淚盈眶，不能自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