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憶何茲全師最後的日子
陳琳國
我們的恩師、著名的曆史學家何茲全先生離我們遠去了。雖然事先已有預感，但我至今仍難以接受這個殘忍的現實。大年初一我去給先生拜年時，看先生病情已沉重，初二病勢轉危。盡管我們祈盼奇跡的發生，然而先生還是拋下我們走了。
這些天，我在痛苦中回憶起先生最後日子的點點滴滴，更體會到先生高尚的情操和人格的光輝。2006年，先生、師母的唯一愛子、前北京大學副校長芳川兄病逝，兩位老人痛徹心扉，精神上深受打擊。師母思子心切不能自拔，一年多以後也隨著芳川兄走了。耄耋之年的先生，接連遭此大變，身心受到極大的傷害，飯量大減，體態消瘦，不服老的他還是顯出老態來了。聽力更差了，他又不願戴助聽器；腿腳發軟，站立行走不便，不久隻能以輪椅代步。
先生曾經背著人失聲慟哭，但在我們麵前總是神色如常，把痛苦深藏在心底。我們不知怎麼安慰他，幹著急沒有辦法，唯恐他憋出病來。讓我們欣慰的是，他每天依然堅強地讀書看報，思維清晰，敏銳而又有條理，十分關注學界的狀況，關心學院學科的發展，繼續指導著博士生。他還主編曆史學院的三套學術叢書：《中國中古社會和政治》、《中國上古社會和政治》和《中國近古社會和政治》。去年9月，《中國中古社會和政治》研究叢書已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受到廣泛好評。另外兩套叢書也已付梓即將麵世。可惜的是，先生不能親自主持首發式了。
先生在生命最後的日子裏，一刻也沒有停止過思考史學研究與發展的大問題，並直率地發表看法。給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他曾經多次評論說，某人是經學家，但經學不等於史學；某人是小說家，但文學也不等於史學。雖然此類方法可能風行一時，此類學說也可能占據主流，但仔細推敲，是站不住腳的，而且誤人不淺。雖然中國曆來有文史不分家或是文史哲不分家及“六經皆史”的說法，但就史學來說，這是指文學、經學可以為史學研究、史學著作提供養分，是指不可忽視經學作為曆史文獻的作用；而不是把曆史寫成小說，所謂“大話”、“戲說”曆史，或以經學研究、國學研究代替史學研究。體會先生的這些評論，實有深意存焉。不論把史學經學化，還是把史學文學化，根源都在於不重視包括考古發現在內的文獻資料，不讀書或不認真讀書，或者讀了書，但未能深入思考研究，停留在一知半解，還自以為是。更可怕的是，有些人甚至不要史實，不顧史實，任意解釋，任意推斷，說得花裏胡哨，在那裏“創造曆史”，實則製造文化垃圾，誤導社會大眾，後果非常嚴重。這些評論正是直指當今學界“學術商業化”乃至導致社會風氣不良的傾向，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遺憾的是，先生畢竟年事已高，沒有把這些重要論斷寫出來。
先生研究了一輩子的中國社會史，堪稱中國社會史研究巨擘。他一直孜孜不倦地探索著中國曆史發展的道路，探索著中國曆史在世界曆史發展中的位置。通過對商周到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形態演變的研究，深刻剖析其種種變化，首倡“魏晉封建說”。他用可靠的文獻證其說，又給予係統的理論說明，成一家之言。他認為研究人類社會總體的發展及其規律，從而了解文明曆程和社會發展方向，是社會史研究的主導麵。對於前些年社會史研究中以社會生活、衣食住行、風俗習慣代替生產方式、社會形態和社會結構的研究的傾向，他曾在天津的一次學術會議上大聲疾呼：“研究社會形態、結構及其發展規律是社會史研究的主流。”他深刻指出，社會經濟——生產方式、社會結構、社會形態，才是社會史研究的中心內容、核心內容。對人類來說，這是最主要的科學，是最大的學問。在生命的最後日子裏，他對社會史的研究仍感到憂慮，多次表示國外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可以借鑒，但不能照搬。他認為現在社會史研究中，理論方法變了，研究的重點變了，辯證唯物史觀不見了。所以根本問題還是要分清主次，生產方式、社會形態和社會結構是社會史的“主”，社會生活、衣食住行、風俗習慣是“次”。是前者決定後者，而非後者決定前者，切不可主次不分，撿了芝麻而丟了西瓜。
先生一生奉行“擇善而固執之”，他的言論一向是比較謹慎的，他晚年思想的活躍和發言的直率有時出人意料。有一股力量在支撐著他，這就是他對學術事業的鍾愛、視學術為生命的精神。為了學術，其餘的一切他都可以置之度外。
如今，先生已經走了，我們懷念先生，就是應該把先生的這種精神繼承下來，發揚光大，以告慰先生的英靈。
（北京師範大學特聘教授，何茲全先生首批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