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尚鉞先生雖然都主張魏晉封建說，但就異同言，差別還是有的。”何老說，尚先生更多的是從生產力即生產工具、生產手段等方麵考察魏晉時期中國社會性質的變化，而他則更多地從自然經濟和依附關係即生產關係的演變角度，證成魏晉時期中國社會性質的變化。他還特別談到，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很多進步學人為弄清大革命失敗的原因，轉而深入探討中國曆史問題，也就是社會史和社會性質問題。當時很多人都用唯物史觀來研究中國曆史，馬克思主義者如此，非馬克思主義者也一樣，因此出現了一股用唯物史觀指導曆史研究的學術思潮。而他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開始研究魏晉時期的中國社會經濟史並提出魏晉封建說的。正如他在《愛國一書生——八十五自述》中所說：“漢魏之際，社會經濟有變化，這大約是研究這段曆史的人都能看到的，因為這是曆史事實。但認識到這變化是由古代到封建的社會形態的變化，而又給它以係統的理論說明，並以可靠的曆史文獻證成其說的，大約我是第一人。”
在“文化大革命”後的新時期，何茲全又發表《漢魏之際社會經濟的變化》長文，對他首倡的魏晉封建說在若幹方麵作了補充，使之更趨完善。但經曆了“文化大革命”風雨的他，不再與人爭辯，而是埋頭做自己的學問。用他的同鄉、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張守常先生的話說，何先生治學有個最大的優點，就是你說你的，他說他的。他不喜歡與人爭論，即使有不同意見，也不從正麵駁你，而是用史料說話，通過史料表明自己的觀點，讓讀者去分辨誰說的更有道理。在學術之路上，能夠做到這一點，一定是有十足的自信，也有十足的功力；否則，哪來這份底氣?
愛國一書生
在“文化大革命”中，何茲全曾被當作國民黨反動派、反動學術權威揪出來批鬥。這種無限上綱的批判令何茲全非常不解，也讓他記了一輩子。後來，他終於慢慢地悟出點味道來。他說：“我不會做官搞政治，但我有強烈的愛國心，關心國家的前途，關心國家的發展。我們這一代讀書人，生在一個外有帝國主義侵略欺侮、內有封建軍閥殘暴統治的黑暗年代，用魯迅的話說，這是一個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的年代，看到祖國備受欺淩，心裏不好受，非常希望祖國能否極泰來，政治能日漸改良。因此，即使是做學問，也天天關心政治。”這是何老先生的肺腑之言。因此，何老先生晚年在寫回憶錄時，就以“愛國一書生”名之，真是貼切之至。
何茲全生於1911年，在國民革命軍北伐的高潮中參加了國民黨。他說，當時的國民黨是革命的、進步的，也講馬克思主義，蔣介石叛變革命後，國民黨在思想上日趨“右傾”，淡化甚至禁止馬克思主義宣傳。
這一時期，何茲全接受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思想，又受考茨基和第二國際的影響比較多，所以雖然信奉唯物史觀，向往社會主義，但還是害怕第三國際宣傳的階級鬥爭，與中共在政治上是有距離的。抗戰開始後，政治環境比較寬鬆，特別是國民政府遷都武漢時期，民主氣氛很濃，各黨派可以自由言說，自由出版。當時共產黨的抗戰宣傳很有力量，在社會上影響很大；與中共比起來，國民黨簡直不是對手。這時，何茲全的老師陶希聖也主辦了一個《政論》雜誌，宣傳國民黨的抗戰主張。何茲全幫他辦刊，在《政論》上發表過一些文章。在該刊《發刊詞》裏，何茲全強調，“真理不怕辯論，真理愈辯愈明”，“大家都把自己的觀點擺出來，通過爭論與比較，對與錯就能分辨出來”。作為一個熱血青年，何茲全把問題想得比較簡單。他總是直抒胸臆，不隱瞞自己的觀點，始終相信真理不怕爭論，真理愈辯愈明。也正因為如此，在國民黨時代，他不受當權派的歡迎，有時甚至要遭受他們的強烈批評。但何茲全處之泰然，寵辱不驚，不為物喜，不以己悲。
1927年就加入國民黨的何茲全也算是“老革命”了。他當時希望多災多難的祖國能夠在三民主義的旗幟下統一起來。抗戰中，他滿心希望國民政府能振衰起弊，奮發圖強，戰勝日本侵略者。但隨著抗戰的深入，隨著國共摩擦的日漸激化，隨著國民黨獨裁本質的暴露，何茲全的政治理想破滅了，這使他深感痛苦。在痛苦與彷徨中，他決定重返書齋做學問，於是向恩師傅斯年先生求援，傅先生答應調他到史語所工作。在今天看來，這次決策對何先生的一生影響非常之大。正如他後來回憶所說，“和一生命運有關的決策，1930年去北京讀書是一次，1944年決定去史語所又是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