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是名詞增長產量不增長。科技勞動產品一般表現為理論成果和技術成果兩大類，其中每一類都有許多不同的表現形式。但是現在的指標設置不是依照這兩類成果來評判的，而是圍繞著一些具體的形式來發簽，隻盯影子不盯人。如一項理論成果，先是發表一批論文，對論文進行評獎，繼而是彙集出版學術著作，然後進行成果鑒定，最後去申請各級各類科技獎勵。這幾種連貫的形式是逐漸增加的，且每一種都是建立在前一種的基礎之上，所以對其評價是一個追加過程，而不應是一種相加過程。
其四是重視數量輕視質量，重視形式齊全輕視創新水平，造成業績的泡沫化。
其五是商業性出版泛濫，直接造成泡沫式的虛假繁榮。賣書號、賣版麵屢禁不止，根本原因在於許多管理者和評估者的眼中隻有錢，而對於真正的研究成果則不知愛惜。而一大批商業性出版物更是錢到即發、錢多多發、錢少少發，多卷本一個賽一個，一位科技人員每年收到近百封這樣的邀請函就是最好的證明。
（四）民間已多年，天上才一日
我國的人才評價大致經曆了政治評議、同行評議、量化打分和科學計量等階段，它們既有理論上的可行性，又有典範的成功案例，但被推廣應用卻非常遲緩。一些管理者習慣於延續個人的思維，搞投票表決和暗箱操作的評價方式，奉行著“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的選票原則，缺少一個看得清、摸得著的陽光標準，不同的評價客體缺乏數量上和質量上的比較。若某人提出不同意見，他們還振振有詞，反正你票不夠，誰也沒有辦法。於是請客送禮、行賄受賄半公開地進行。科學共同體中產生的引證評價，是真正意義上的同行評議，是一種本色標準，但這種引證評價目前卻很少應用。造成這種評價方法滯後化的原因，一是評價的主體與學術研究相分離，即負責科技評價的管理人員不了解科技發展的規律，也不去了解科技評價的前沿動態，自以為是、自作主張，形成“民間已多年，天上才一日”的隔離狀態，評價方式十幾年不變。如科技部在1999年上半年就決定對“九五”攻關成果不再進行鑒定，但組織人事部門對於人才的評價，仍將人才與鑒定成果綁在一起，並與社會福利緊密聯係。二是部門利益牽製的結果，如果公開量化、比分高低，則失去了自身的利益，結果會使某幾個人說了算的時代不再靈驗。解決這個症結，最好的辦法是實行科學民主的管理辦法。
（五）量化評價，亂點“鴛鴦譜”
業績指標的分析處理要本著從價值規律出發，按照價值質量的高低和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計量。科學計量學專家蔣國華教授也認為，指標的處理，除了在試用過程中，聽取各方意見並及時加以修改外，還要加強大範圍的科學計量研究。如搜取全國範圍的統計數據，並對這些數據進行相關性研究，從不同數據間的相關度，來確定它們應占的比重，從而使量化的人為因素減少，使權重設計更加科學。然而目前在一些綜合加權的處理上，主觀化傾向不能不令人擔憂，使科學計量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蒙受了陰影。2000年教育部科技司負責人就談道：“一個高科技企業相當於多少篇SCI論文？百萬科技經費等於多少專利成果？以此方法評價高校科技實力，似有關公戰秦瓊之嫌。”如網大發布的“2000中國大學排行榜”，在權重的處理上自然科學國際論文（SCI）和社會科學國際論文（SSCI）的賦分同為3.8分；而在學術專著的權重處理上，自然科學專著為社會科學專著的12倍，這中間有什麼理論依據？吳書連教授所做的對學術專著進行專家問卷調查中，有的認為“現在出專著，隻要給錢就行，水平可以不問”，“最多相當於地方學術期刊上的兩篇論文”；而有的卻認為“專著所起的作用也比一個國家獎大”。這些回答都從一個側麵評價了學術專著的分量，但要取其中位數作為權重進行“均貧富”，卻不大合適，更不應當搞此貴彼賤，簡單地認為人文社科類就容易，自然科學類便高深。在學術界中，學術會議出版的論文集要比同級學術期刊的分量低得多，但有些指標的處理者卻將論文集的權重高於同級學術期刊，讓人莫名其妙。科學計量學的理論和實踐都認為，不同類別的業績指標，不同學科期刊的影響因子，都是缺乏可比性的。如果在起跑線上和路線上出現了錯誤，即使設計得非常精致，計算的數學模型非常高深，也不過是主觀的產物。這一點，在指標的處理上必須引起重視，否則會為方興未艾的量化評價帶來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