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人才是分層次的，對高層次科技人才實行“條件一票否決製”多少還有些道理，而對於一些中低級科技人才也實行“一票否決製”則是趕鴨子上架，也不符合本國國情和人才群體結構的需要，這牽涉到一個“知識結構協調與適應”的問題。在正常情況下，一個人的時間、精力和能力是有限的，過度強調某一個或某幾個單項指標形成“應力集中”現象，必然會壓抑和限製其他指標的發展提高，從而導致知識結構和能力結構的嚴重失衡。如在體育競賽上，過度的訓練會導致激素的反應出現異常，形成“訓練得越多，成績反而越差”的反常現象。因此，條件指標實行“一票否決製”，應局限在高層次科技人才和青年科技人才的特殊崗位內。對於非高層次科技人才和非青年科技人才要淡化條件指標，重在實績和貢獻。因為人的各種素質是有差異的，按照“一刀切”的模式，雖然也能構建一支“整齊劃一”的人才隊伍，但扼殺了人才的個性，對於整個有層次的科技隊伍來講卻是弊多利少。因此，重視實際能力和實際產出，也應成為人才評價的一個基本原則。
（三）吹大的氣球怕針紮
由於科技評價的結果通常關係到集體和個人勞動報酬的分配、社會地位的提高，而人的行為又都是以最小的代價來謀取最大的利益，這就是“最小用力原理”。用“短徑效應”可以表述為，“如果一個運動員在較短的賽道上能夠摘取金牌，那麼較長的賽道必定會長滿荒草的”，那種總是從善良的願望出發，認為一切事物都是美好的，所有成員都是科學規範的楷模的理想主義者，在指標體係的設置上產生了許多紕漏，造成了形式上件件齊全，創新上卻平平庸庸，造成業績指標的泡沫化。
首先是業績指標與產出指標不一致，許多指標的設置將課題的級別、經費的多少，甚至學曆和職稱的高低等投入指標和條件指標也列為業績指標，似乎誰要來的錢多誰就是最傑出的科學家，誰未獲得經費資助誰就不是一個合格的科學工作者。如果投入指標是未來的產出，則無疑是虛假業績，是子吃卯糧；如果投入指標是低產出或不產出，則又作如何解釋？沒有人能夠保證所有的投入都會有產出。我們可以通過一個經濟學案例，來揭示這種邏輯的荒謬性：2007年，美國約有40～50萬個家庭因為無力償還次貸而陷於“負資產”的窘迫狀態。美國人曆來是不存款的，而是靠貸款預支為生的。房地產漲了，把漲的30%再抵押借錢來花。直到房市跌落時，美國出現了嚴重的“次貸危機”，波及全球經濟，美國人這下子嚐到了“寅吃卯糧”、隻管近期、不顧長遠的苦頭了。國內外有許多人淪為“銀行卡奴”，同樣是超前消費的苦果。
其二是隨意拔高成果的鑒定水平，形成“鮮有通不過的鑒定”。某地區在4000多項成果的鑒定中，就有1000多項被評為國際先進水平。在鑒定過程中，領導拍板、課題組變相行賄、違反鑒定程序、查新報告走過程、非同行專家參與等現象已是見怪不怪，但許多管理部門（含組織人事部門）和一些評估研究者，還一如既往地視成果鑒定為金科玉律，是業績指標中的硬棒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