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用供貨商林長泉的話則是：“我們能力不強時，專注服務，不給客戶增加麻煩；當工廠有一定效益，我們也樂意為社會盡一點責任。這就是與真維斯合作最大的收獲。”
未斷裂的慈善精神
西方企業家社會責任的理解大致如卡內基所說，“去世時仍然富裕的人是可恥的”。相對應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則是中國商人的慈善淵源。隻是在不重商的國度，“窮”是多數，“達”則多見於官吏、鄉紳。自古以來，盡管國人經商有所成者屈指可數，舉家紓難做慈善者卻不可數量。
清末以降，民間力量走上曆史舞台，商人群體逐漸形成氣候，蔚為可觀，在動蕩時局顛沛流離之中更激發了他們的慈善之心。奈何環境凋敝，經商不易，痛感於心，多有商人走出海外，但慈善精神並未中斷。及至民國，戰亂更甚，華僑捐資捐物，慈善事業亦繁榮一時。
彼時，馬來西亞富商郭鶴年、林梧桐；新加坡大亨黃祖耀、郭芳楓；菲律賓僑商陳永栽、施至誠以及印度尼西亞的林紹良和李文正……還有產業遍布東南亞、葉落歸根的陳嘉庚，均為翹楚。陳氏後人回憶，晚年陳嘉庚喜誦範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之句，在其1946年所著《南僑回憶錄》有曰：“對於輕金錢，重義務，誠信果毅，疾惡好善，愛鄉愛國諸點，尤所服膺向往，而自愧未能達其一，深願與國人共勉之也。”
然而，剛剛勃發的商業精神在1949年之後出現大約30年的真空，整個社會中，一個活力階層斷檔30年。豈知，商業之舉雖斷，慈善傳統未裂，非但不曾湮滅，還在去國離家的商人當中光大。中國青基會秘書長塗猛說：“郭鶴年一批華僑商人，一直堅持行善，隻不過換了手段，換了地點。”而1978年後，南洋、香港那批所謂“先富起來的人”紛紛歸國，一並帶來熾烈而純真的慈善精神。
菲律賓“百貨巨頭”施至成嚐言：“我在中國內地投資，一半是基於鄉情，另一半才是商業考慮。”放諸視野，美國前總統約翰遜的經濟顧問瑟羅以一位局外人的眼光來看待華商：“海外華商對中國大陸改革的最大貢獻，不僅是投資，而且還教會了他們的同胞運用市場經濟的遊戲規則。”何止如此？更重大的意義在於，海外華商以身示範，續接上了久違的慈善精神。
中國的商業曾經凋零，無處可尋，但南洋、香港企業家這種“先有鄉情、再有商業”的慈善精神，從未斷裂。1993年真維斯在內地的第一家門店開業，同年“結緣青基會”。此後，企業以自己的方式與赤誠，以自己對“慈善”的理解將慈善情懷延續至今，為這個經濟力量日益強大的國家注入一股“慈善風”。
結緣青基會，始於1993（上）
管理大師彼得·聖吉調研發現：“愈來愈多的企業不用傳統方式來凸顯自己，而是以責任感使自己脫穎而出。企業如今不僅為顧客提供好的服務、為股東帶來高的報酬，有些企業承認，它們負有善用力量的責任。社會授予企業追逐利潤的權利，隨著權利而來的是責任。”
彼得·聖吉的結論至少包含兩層觀點：一，企業隻有在獲得利潤、服務顧客和報酬股東的前提下才會主動肩負一定責任。二，企業無論采用何種方式，目的均是為了“凸顯自己”，“使自己脫穎而出”。這大致揭示了多數企業做慈善的現實條件和心理動機。
固然，紮實的財力為慈善提供經濟基礎，通過善舉獲得一定的曝光度也無可厚非。但是，即便身為管理學大師的彼得·聖吉也忽略了“有的企業還真不一樣”。
真維斯有專門的慈善基金，資金用為兩部分：宗教捐贈與教育。後者包括與青基會合作，捐建希望小學、資助大學生、關愛農民工子女等。
與青基會結緣可以追溯到1993年。
當時，真維斯立足未穩之際，已開始尋找公益慈善項目。彼時河北省還屬於華中口岸，有一批貧困學生受困失學。口岸知道此事後，上報楊勳，在楊勳授意下口岸和河北省青基會取得聯係，先期資助1064名小學生6年學費，後又追加1000多名。這開啟了真維斯與河北青基會合作的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