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當代英國學院派左派理論家，雅索普思想的來源如前麵所述，是多元的，其個人理論興趣也很廣博，這給我們定位其理論位置帶來了一些難處。然而，雅索普曾說要通過對戰後英國政治經濟學的全麵研究，找出像英國這樣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未來的可能形態。而且，他從20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的對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研究，就堅持從勞動過程（即生產過程）出發，堅持在政治經濟學視域中研究資本主義國家的類型和周期。並且，他曾堅決否認自己屬於像後馬克思主義這樣的潮流的新馬克思主義（neo-Marxism）。因此，本文將他界定為具有英國經驗主義傳統的新葛蘭西主義者。
首先，雅索普對國家理論的興趣是從研究葛蘭西開始的，他的整個理論運作受葛蘭西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關係理論的啟發。同時受到比比奧（Norberto Bobbio）等人對葛蘭西重新闡釋的影響。他們認為，葛蘭西將市民社會作為上層建築的一部分來研究，而不是像馬克思一樣將市民社會等同於經濟關係，並以這種經濟關係作為上層建築的決定性基礎。在這一點上，葛蘭西將政治領導權特別是文化領導權的作用凸現出來，這正是“霸權”概念的創造性所在。雅索普對國家的理解框架，即經濟、文化與意識形態之間的策略競爭與選擇，是在吸收了葛蘭西及普蘭查斯“國家是社會關係”啟示的基礎上，接合調節學派的市場非自洽性及波蘭尼的“市場社會”等洞見而形成的。而近期他更是關注文化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這也主要是受到葛蘭西的上層建築和霸權思想的啟發。要言之，他是在葛蘭西開創的理論路徑中發展自己的理論的。同時，他也受到經阿爾都塞中介過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中首創的從抽象與具體關係的影響，也受惠於阿爾都塞結構主義的多元決定論影響，這從他對自己方法的命名“策略—關係”中保留“關係”，即某種意義上的“結構”，便可看出端倪。但是，在具體理論演繹中，雅索普已經刪除了“最終決定”，走向純粹具體中的偶然接合。
新葛蘭西主義實際上沒有一個共同的核心主題與問題式，它們隻是共享著葛蘭西的資源。眾所周知，國際知名的新葛蘭西主義很多出現於英國，如以文化研究聞名的伯明翰學派、以後馬克思主義聞名的拉克勞、墨菲等人。雅索普與他們理論的共同點在於都受到葛蘭西思想複興的影響，都強調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關係，都對接合方法有親近感。但他們的區別並不僅僅是研究主題的不同——伯明翰學派研究意識形態、拉克勞等人研究激進民主、雅索普研究資本主義國家——更大的區別是雅索普與其他人的研究視角，或者說問題式、方法的區分。雅索普國家理論成熟後的研究視角是政治經濟學批判，他是對政治、經濟、文化等的多維綜合，是前學科與後學科的接合，並非隻從其中的一個部分出發的片麵深刻。因而雅索普對資本主義國家的分析一定意義上是具體複雜的，是全麵的，而非片麵和簡單抽象的。再有，以上的分歧也造成了他們對待接合方法的理解上的一些差別。
其次，雅索普的理論立場與後馬克思思潮的異同。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他們的理論都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終結之後的話語。以阿多諾的《否定的辯證法》為標誌，反對同一性對總體性的邏輯消解，作為資產階級解放話語的啟蒙思想被判定為人奴役自然、人支配人的工具理性之翼。一切仍然還尋求以一種同一本質為基礎（無論是人還是規律）的自由解放都成了資本主義總體性的隱性同謀，人對自然的“暴力關係”批判性地內省了。至此，馬克思曆史唯物主義最重要的生產力增長基礎和人的解放邏輯被否定了，雖然他們仍然堅稱繼承了馬克思的某種批判性精神。
與他們相區別的是，雅索普始終堅稱他的方法之源是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但他在指出上層建築，特別是國家在再生產中的節點性作用的同時，卻拒斥了任何形式的經濟決定論，隻是策略性地將經濟與政治、意識形態並列，並認為當它們同等地在國家這個策略平台上競爭時，經濟“有時”會起到決定性作用。同時他通過認定馬克思勞動力商品的虛擬性，否定了工人階級在未來革命中的領導地位，最終將這一地位轉讓給了二元式的倫理國家。但是，雅索普與後馬克思思潮又有所區隔。後馬克思思潮自認為是對馬克思主義基本架構的曆史性超越，而雅索普始終認為自己是在發展馬克思主義。
再次，雅索普並不同於後馬克思主義。對於後馬克思主義的定位，我認同南京大學胡大平教授的理解，後馬克思主義“是某種激進的、自由的和多元民主的知識分子立場，它在話語形式中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中某種直覺和散漫的形式，而壓抑了它的核心——生產力、階級和革命等”；“他們的知識規劃是通過馬克思主義內部的定點爆破所形成的，而不是從馬克思主義外部引入的”。雅索普雖然在理論的後期吸收了拉克勞等人的話語分析，但是對他們排斥經濟學和經驗主義的研究不以為然。在1990年的著作中，他就批評了以拉克勞為代表的後馬克思主義理論觀點。雅索普認為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必須要多學科的交叉研究，他本人就吸收了大量異質性的理論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