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雅索普這裏，對資本主義國家未來的追問是在策略—關係理論框架基礎之上，以對資本主義國家的替代性方案的分析預測形式表現的。他分析了戰後國家的一般形式、特殊變體及其對經濟、社會再生產的作用。雅索普把這種國家形式解釋為與世界經濟特殊經濟政治空間中的資本積累特殊曆史階段相應的曆史性特殊政治統治。為了突出資本主義國家的曆史特殊性，他以凱恩斯主義福利民族國家（KWNS）這個理想類型表示福特主義社會中國家形式的特征。這四個術語，即KWNS，在經濟和社會再生產的基本維度上被接合起來。沿著這四個維度，雅索普考察了凱恩斯主義福利民族國家的危機傾向，並且評論了解決或克服它們的試驗性做法。然後把各種觀點連接起來，以便鑒別替代凱恩斯主義福利民族國家的尚不確定但畢竟是新生形式的資本主義國家類型。
雅索普認為這一新的國家形式應屬於一種“善的社會”。在《何謂善的社會》一書中，雅索普提出，在一個後福特主義時期應該追求一種“善的社會”，對此它將需要堅持三個寬泛的原則：首先，善的社會必須圍繞著一個“後—民族的”經濟和政治空間而被組織，在此空間中一個後福特主義經濟的不可避免的結構矛盾和策略困境能夠被按照“公共利益”來組織各種政策。雅索普希望“這些政策應該被用於減輕環境的影響和促進包含與勞動者一樣的消費者、社會運動和公民”。
其次，必須圍繞著為了在經濟和社會政策決定性的製定中擴大參與的政治爭論，這些也是重要的經濟原因。因為超經濟的因素在經濟行為中更加中心化，一個更廣泛的“股東”需要比凱恩斯主義福利民族國家更加被要求包含其內。最後，在可預見的將來，民族國家應該在元治理中持續扮演一個關鍵的角色。
因而在雅索普看來，與這種“善的社會”對應的資本主義國家類型就是對新自由主義社會改良後的國家。“如果這一點在一個大為擴張的個體的和聯盟的民主中被追逐，那麼出現於政治力量間競爭的這一‘善之社會’的概念應該被標誌為對新自由主義的改進，以便替代一個失效的凱恩斯主義福利民族國家。”可見雅索普是在寄望於一種改良式道路。
至於符合“善的社會”的替代的國家形式，雅索普在《資本主義國家的未來》一書中指出，最可能的是熊彼特主義後民族工作福利國家（SWPR）。然而，他在勾畫其新福利國家類型時，會麵臨一個著名的理論難題，這就是德國哲學家克勞斯·奧菲提出的一個悖論，即“盡管資本主義不能與福利國家並存，然而，資本主義不能沒有福利國家”[26]。在一般人看來，這可能僅僅是一個修辭學表達，沒有理論意義或經驗運用，但雅索普首先肯定了奧菲悖論的意義。“他的分析總體上是令人信服的，仍然值得仔細閱讀。它的主要的問題在別的地方。因為，像許多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關於福利國家危機的理論一樣，它也被它的時代的、經濟的和政治的地平線所塑形。”[27]
緊接著，他認為奧菲難題將會得到解決。因為，隨著經濟危機的發展，福特主義積累體製和它的熊彼特主義後民族工作福利國家調節方式變得互相矛盾，這促使大西洋福特主義向尋找資本積累的新的經濟和社會基礎的一個移轉。在此意義上，新出現的後福特主義積累體製不能與熊彼特主義後民族工作福利國家共存。但是持續地尋求資本積累的新的經濟和社會基礎，也包含了一個可以幫助確保資本自我維持和勞動力的社會再生產的新的國家幹預形式。
但是，雅索普對這種“解決”也保持了清醒的認知。他認為，在奧菲的聲明中有一個更深的真理。因為資本關係中確實有一個基本的結構矛盾和策略困境，即市場、市民社會與國家之間關係的維持總是成問題的。資本主義的增長本質上依賴於工資—勞動的市場協調，而不依賴於不受拘束的市場的內在效率。市場協調能夠補充對追加價值的追尋，但卻不能自己生產它；由市場結構展開的商品化生產的過程會產生矛盾，且不能夠被結構自身所解決。這些矛盾明顯地銘刻於資本主義市場社會最抽象的形式中。因此，雅索普最後總結道：“凱恩斯主義福利民族國家是去調整資本積累—社會福利（再生產）循環的最新嚐試。就像熊彼特主義後民族工作福利國家一樣，它也許會被穩定一段時間；但是，就像凱恩斯主義福利民族國家，它不可能被證明是永恒的。”[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