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無論怎麼說，王安石的新政，總是行得不十分好。推行新法，“所遣者雖皆選擇才俊，然其中亦有輕佻狂躁之人，陵轢州縣，騷擾百姓者，於是士大夫不服，農商喪業，謗議沸騰，怨嗟盈路。”司馬光所說的也是確實的。語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用人卻是要緊的。
（主）——前人所謂“用人”（任賢使能）問題，便是現在所謂“訓練幹部”問題。王安石所要行的新政，無一不是切中時務，應當去施行的。但要問得訓練多少幹部才可以順利推行？那就得說一個很大的數目，說十萬或二十萬人，都不算多了。王氏對於推行新政，隻有一個很好的理想，至於推行的進度，並沒詳細研究規定過。在施行以前，又沒著手訓練人才，所以推行起來，弄得一團糟，那是必然的。如青苗法，當他在鄞縣執政時，成效很不錯，推之於全國，反而病民害眾，也就因沒有健全的幹部之故。
（客）——你看，怎樣訓練，才能得到健全的幹部？王氏新政，都和財政有直接關係，怎樣管理，才能使幹部免於腐化？
（主）——我們還是尚論古人吧。古人也有以善於陶鎔幹部而完成其偉大事業的，前麵說過的唐劉宴，即是成功之一例。劉宴任租庸使時，他選用了數百人，皆新進銳敏，盡當時之選。他的鑒別甚精審，任用很審慎，非有才能的不用，權貴推薦的，每月養以厚薪而不使任職。他把部屬，分為士吏兩種，他說：“士有爵祿，則名重於利；吏無樂進，則利重於名。”（用現代語說來，士相當於政務官，吏相當於事務官。）因此，“檢劾出納，一委士人，吏惟奉行文書而已。”他考核部屬非常周密，“所任者雖數千裏外，奉教令如目前，頻伸諧戲不敢隱。”他自己“質明視事，至夜分止，雖休沐不廢。事無閑劇，即日剖決無留。所居修行裏，粗樸庳陋，飲食儉樸，室無媵婢。”當得起“勤敏”二字。他還有一點，比王安石精明，即是天下名士的口舌，無不被他所封鎖，他能鉗住反對者的喉舌！他所用的，如韓洄、元琇、裴腆、李衡、包佶、廬征、李若初，都是經世之才，可以繼承他的大業。也不至如王安石一樣，用了一些“孜孜為利”的吏一流的人物，以致身後為小人所利用，使新政成為蠢政了。
（客）——王安石自奉也很儉薄、蒞事也很勤敏，氣量總嫌欠闊大些，又不免於察察為明，也不是做大事業的人。孔明嚐自校簿書，主簿楊顒諫曰：“為治有禮，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所業無曠，所求皆足，忽一日盡欲以身親其役，不複付任，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為家主之法也。”孔明謝之。楊顒所說的這一番話，也正是王安石的病痛！我看胸襟氣度上，王安石大不如司馬光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