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反對王安石的，如司馬光、程頤、韓琦、富弼……都是行篤敬、言忠信的君子，而其所進的言，又都是不自利的輔世養民之言，彼此的政見或不同，但這一類的人言，豈能說是不足恤嗎？而且當時的士大夫，何以百口交謫，都反對王氏的新政呢？
（主）——曆史上，儒家常是在野的，自命清議，歡喜作不負責任的批評，無怪王安石說是人言不足恤的。若是王安石做一個因襲舊製的太平宰相，過了三五年，還是一無成就，弄得物議沸騰，那就非理會那些人言不可。現在王安石所做的，是一場大規模的改革，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內起京師，外周四海，士吏兵農，工商僧道，無一人得襲故而守常者，紛紛擾擾，莫安其居”。那就在實行之初，無論天下怎樣洶洶，群言怎樣囂囂，隻能認為不足恤，依著原訂計劃做去，且做個三五年再說。蚩蚩者氓，總是難與謀始，可與觀成的，子產初相鄭國，國人欲得子產而殺之，過了三年，國人又隻怕子產身後沒人繼承他的相業了。北宋那些士君子，批評王安石的新政，既嫌過早，後來又意氣用事，一筆抹煞新政的好處，自然更不成話了！
（客）——假如我們推行新政，對於社會上的“人言”“物議”，該取怎樣態度呢？王安石和司馬光那一群之間，難道沒有一條通力合作的大路嗎？
（主）——我說過了，“因”與“革”不同，要談改革，那就管不得一時的人言物議了。何以呢？一場改革，就要改變千千萬萬人的生活，這就要引起千千萬萬的反對誹議。如清末廢八股一事，我們看來，真是再好再切要也沒有了。可是康有為變法廢八股，就有數百翰林，數千進士，數萬舉人，數十萬秀才反對他，自然人言囂囂物議紛紛了，難道說有了這些反議論就不必談廢八股了嗎？現在談土地改革，地主一定反對，談統製經濟，商人及資本家一定反對，談民權，紳士一定反對，沒有不恤人言的決心，什麼改革都行不通了。至於王安石和司馬光之間通力合作的大路，我以為當由司馬光這一方麵來打開的。程明道晚年曾說，新政所以害民，半由於士君子這邊不能幫著做的原故。朱熹說得好：“天下製度，無全利而無害底，但看利害分數如何。”王安石行新政，當無不能“無全利而無害底”。士君子這一邊，不要鬧意氣，大家幫著做，就是害多的，也能做成利多的了！司馬光他們怪王安石“於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於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圜視，衒鬻爭進，各鬥智巧，以變更祖宗舊法，大抵所利不能補其所傷，所得不能償其所亡，徒欲別出新意，以自為功名耳”。其實士君子們故意拆台，袖手觀成敗，又叫他如何能不另找新進之士呢？我有一門偏見，凡是有利於社會國家的改革，社會人士都該幫著去做；即自己所反對的，也應該幫著去做；“舊的”必須讓路給“新的”，而且必須替“新的”去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