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王安石對司馬光說：“我和你所操之術多異，所以論議政事，彼此不能相合。”司馬光是儒家，王安石也是儒家，他們所操之術，何以多異呢？
（主）——據我看來，司馬光是儒家，王安石卻不是儒家；說得正確一點，王安石蓋是名法家。中國曆史上的政治家，不獨管仲、子產、李斯是法家，諸葛亮、王猛、張居正也都是法家，連曾國藩也近於名法家。漢武帝尊信儒術，但他所信用的並非是申公、董仲舒、趙綰、公孫弘那些儒士，而是桑弘羊、張湯、孔僅那些刑名之士。漢宣帝二年（按：公元前72年），皇太子見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繩下，嚐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這段對話，可以看出兩家所操之術，原本是不同的。
（客）——請問其不同之點何在？
（主）——名法家治天下，著重理財，苛刑罰，儒家則主張輕刑罰，薄稅斂，所以李斯、桑弘羊都主張政府統製經濟，被儒家譏為聚斂之臣。司馬光就說古聖賢所以養民者，不過輕租稅、薄賦斂、已逋責也，譏王安石“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耳”！儒家的國家經濟觀，本於孔子“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一句話，正和法家相反，要藏富於民的。王船山在這一點，看得很清楚，他知道宋神宗的心意，在養兵備邊，求府庫之豐裕。王安石所以得君，也在於理財的主張。王安石理直氣壯地答複司馬光道：“我為天下理財，不為征利。”這是兩家出發點的大不同處。
（客）——你看，從社會國家的立場看，究竟誰是誰非？
（主）——我們承認王安石變法是一片愛國家的熱忱，而司馬光的反對新政，也是一片愛國家的熱忱；他們兩人都不自私，更不自利。但從社會國家的立場看，儒家談政，多不懂時宜，實際是行不通的，我們不能不說王安石“是”而司馬光“非”。
（客）——何以見得儒家的主張，多不達時宜，行不通的呢？
（主）——儒家談政治，不主張理財，這便是行不通的。一則“藏富於民”，就會害民。因為讓人民自由競爭，自由貿易，就會造成歐洲資本主義社會的畸形經濟，弄得政府沒有錢。一般老百姓也沒有錢，錢都流到少數人的囊中去。二則政治一切施設，一切建設事業，都非錢不可，不善理財，則任何政治理想都不能實行。用現代政治眼光來看，政治愈進步，則賦稅愈重；薄稅斂的話，除非迎合一時社會心理，發不負責任的空論，否則他就會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客）——王安石說“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這如何能做得到？
（主）——照王安石的計劃實行起來，那是可以做到的。因為他除了整理兵製，整理財政以外，還有把許多重要企業由國家經營之意，青苗法即係其計劃之一。做得徹底一點，便是實行國家社會主義，由政府統製一切經濟機構，自然對一般民眾不必加賦而國用可以常足了。此外，唐代還有一位劉宴，也是善於理財的，他“因平準法，斡山海，排商賈，製萬物低昂，常操天下贏貲，以佐軍興，雖用兵數十年，斂不及民而用度足”。這都是迂拘的儒家所不能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