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術·人言·用人及其他
天下製度，無全利而無害底，但看利害分數如何。
——朱熹：《論治法》
昨日，高理文先生語我：“建設贛南，新猷初展，緬想前賢，遺規可尋。我們在搜求王陽明當年治贛的方略。”我以為國人談政，喜“因”而不喜“革”。王陽明的治贛，還是偏於“因舊”的，不足為法，要談政治改革，當從王安石的新法中去借鏡。因尚論古人，漫談新政。
一、幾件史實及論辯
宋神宗熙寧元年（按：1068年）十一月，朝傷國用不足，詔學士議。……王安石曰：“……國用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司馬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耳。”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按：漢朝）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見其不明耳！”爭議不已。
熙寧三年（按：1070年）二月，新法既行，物議沸騰；司馬光投書王安石，極言新法之害，原書甚長，（凡三千餘字）其要曰：
……介甫固大賢，其失在於用心太過，自信太厚而已。何以言之？自古聖賢所以治國者，不過使百官各稱其職，委任而責成功也。其所以養民者，不過輕租稅，薄賦斂，已逋責也。介甫以為此皆腐儒之常談，不足為；思得古人所未嚐為者而為之，於是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製置三司條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曉財利之人，使之講利。……於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圜視，衒鬻爭進，各鬥智巧，以變更祖宗舊法，大抵所利不能補其所傷，所得不能償其所亡，徒欲別出新意以自為功名耳。此其為害已甚矣！……夫侵官，亂政也，介甫更以為治術，而先施之。貸息錢，鄙事也，介甫更以為王政，而力行之。徭役自古皆從民出，介甫更欲斂民錢，雇市傭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獨以為可，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以上論養民不當講求貨利。）
介甫於諸書無不觀，而特好孟子與老子之言，——孟子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今介甫為政，首建製置條例司，大講財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輸法於江淮，欲盡奪商賈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錢於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豈孟子之誌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今介甫為政，盡變更祖宗舊法，先者後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毀之，矻矻焉窮日力，繼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內起京師，外周四海，士吏兵農，工商僧道，無一人得襲故而守常者，紛紛擾擾，莫安其居，此豈老子之誌乎？（以上論為政不當多所變更。）
當時，王安石答書道：
……竊以為與君實遊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為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謂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為侵官；舉先生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為生事；為天下理財，不為征利；辟邪說，難壬人，不為拒諫。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眾為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眾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眾何為而不洶洶然？
元豐三年（按：1080年）三月，上諭王安石曰：“聞有三不足之說否？”
安石曰：“不聞。”
上曰：“陳薦言外人雲：‘今朝廷以為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學士院進試館職策，專指三事，此是何理？”
安石曰：“陛下躬親庶政，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每事惟恐傷民，此亦是懼天變。陛下順納人言，無小大惟言之從，此豈是不恤人言？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當於禮義，則人言何足恤？故傳稱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鄭莊公以人之多言，亦足畏矣，故小不忍致大亂，乃詩人所刺，則以人言不足恤，未過也。至於祖宗之法不足守，則固是如此。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數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孫當世世守之，祖宗何為屢自變改？今議者以為祖宗之法皆可守，如祖宗用人皆不以次，今陛下試如此，彼議論必更紛紛矣。”
王船山《宋論》論神宗變法卷六，“神宗有不能暢言之隱，當國大臣，無能達其意而善謀之者，於是王安石乘之以進。帝初蒞政，謂文彥博曰：‘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此非安石導之也，其誌定久矣……夫神宗之誤，在急以貧為慮，而不知患不在貧，故以召安石聚斂之謀而敝天下。然而無容怪也，凡流俗之說，言強國者皆不出於聚財之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