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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冬天，我們溯贛江而上，到了贛州。那時，蔣經國先生初任贛南行政專員，推行新政。泰和人士（泰和乃江西戰時政府所在地），以疑慮眼光在注視他的施為，給他帶上紅帽子。當時，我寫了一篇《一個政治新人——蔣經國》分刊《金華東南日報》和香港《星島日報》。這篇通訊，先後有英法俄譯文，影響頗大。接著寫了《蔣經國傳奇》、《瑞金心影錄》那幾篇通訊，都是替他的新政作解釋的。我另外寫了一篇《新政漫談》，這才說了我的政治觀點，我以為蔣經國雖是標榜王陽明，他的新政，乃是屬於王安石那一型的。後來，我在贛州，替他辦《正氣日報》，我就很少寫有關他的新政的通訊了。寫新贛南新政的朋友，如《大公報》的徐鑄成、楊剛，《國際新聞社》的孟秋江，看法也和我差不甚遠。隻有劉思慕（《衡陽力報》總編輯）到過贛州，並沒寫什麼。1944年，周維新寫了一篇《評新贛南政治》，刊在《南平東南日報》，褒貶互見，許多話刺痛了蔣氏的心。
勝利之後，我從江西到了上海，朋友們殷殷以贛南新政為問。我就寫了一篇《蔣經國在贛南》，刊在上海的周報，要算第二次的報導了。後來，蔣氏奉命在上海督導金元券的發行，他又成為海內外注意的新聞人物，若幹荒唐的傳說又浮了起來。我才開始在《上海前線日報》寫《蔣經國論》，連載二十多天。後來，就把《新政漫談》當作引子，彙刊了一本小冊子，題名《蔣經國論》，附上了周維新的《評新贛南政治》和蔣氏的《夜宿虎崗有感》，還有幾篇蔣氏的演講詞，那是第三次的報導。這一本《蔣經國論》，仍以《新政漫談》作引子，至於報導蔣氏的言行，比較廣泛而客觀。不過我的觀點，一直沒改變過。我寫這一類報導文字，總把自己當作百年後的史家來著筆，力求撇除政治的成見，知人論世，放在時代環境中去理解他的。有人設想我的報導，一定劇秦美新，那就想錯了。
蔣氏之為人，是給中國這個官僚主義的政治社會拖壞了的。他雖是在蘇俄大革命時期受長期的社會教育，可是，一回到了中國，就變成中國型的官僚。生活方式，也不免淪於腐化，以至於他的朋友，慢慢離開了他。因此，我寫到了《阿契理司（今譯阿喀琉斯）的腳跟》那一節，不禁投筆三歎，克林威爾（今譯克倫威爾）說：“畫我須似我！”我又怎能不寫下去呢！我所寫的，力求其正確、真實，蔣氏的政治前途，正在開展，我希望他從沉淵中浮起來，將來不要再寫這一類使人短氣的文字才好。
二
中國這個社會，曆史的負累太重，很快就把每一代的青年都拖了下來，不獨蔣經國一人的命運如此。我初有知識時，就聽到了袁克定的故事；那位公子，急於要做皇太子，甚於曹子桓，而學識文藝，卻又差得很遠。袁家另外一個有名的公子袁寒雲，我認識他時，不過四十來歲，在上海做做詩，寫寫字，玩玩女人，抽抽鴉片，自比曹子健，小有才名而已；老式的大少爺派頭，不足道也。後來，我們所知道的（民國初年）四公子：盧筱嘉（軍閥盧永祥之子），就像戲台上的花花公子；段宏業（段祺瑞之子），隻會下圍棋，都是要不得的。比較好一點的，要算張孝若（實業家張謇之子），但在發展實業上，也沒有什麼了不得的成就。張學良一生，既荒唐，又胡鬧，後半截落得這場莫名其妙的結局（指遭蔣介石軟禁數十年之事），也可說是自作自受。蔣百裏先生有一回談到張學良的故事，他形容這位公子的神經過敏，喪魂失魄的樣兒，不禁為之失笑。孫哲生（孫中山之子孫科）這一位公子，要算懂得一點事，讀得一點書，有點政治家的風度，然而，也逃不了公子的性格。莎土比亞的名劇中，有哈姆雷特王子其人的，也許公子階層的人，逃不了這麼一種閃電型的性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