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破如此，廠豈能全！無錫淪陷後，慶豐紗廠也被日軍飛機炸了個稀爛。得知消息，唐星海非常痛心，但也沒有辦沒法。不久，廠子就被日本軍方霸占，交給日資紗廠經營管理。
戰火仍在蔓延，但唐星海繼續辦廠的癡心不改。經他提議，慶豐董事會決定：假借外籍人士的名義，在上海租界籌建新廠，並定名為“保豐”——“保豐”保豐，可保“慶豐”，體現了他們對慶豐老廠的拳拳深情。
1938年8月，保豐正式籌建。1939年4月開機，9月全部投入運轉，日產棉布800尺、棉紗35件、漂染布2 000尺。
第二個紗廠總算辦起來了。此時，慶豐老廠雖經拆運與炸毀丟棄大部，卻仍有約三分之一的殘存部分。日商大康公司接管後，看到滿目瘡痍，恢複困難，便欲誘迫唐星海上鉤，寫信約唐星海“合辦營動”。
信中寫道：“敝廠有流動資金出資營運，”“修理費用應由貴廠負擔，” “進益則由雙方均分。”
這事太大了，一則關係慶豐生死，而且耗資甚巨，需兩三百萬；二則關係個人聲譽。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與敵偽合作辦廠，那可要背漢奸罪名的，萬萬行不得！
主意雖定，但星海還是召開董事會集體討論，萬一有閃失，也免得自己一個人背黑鍋。大家討論的結果，決定“暫緩討論”，並據此回複日商。唐星海不肯上當，工人又“磨洋工”，日商見無利可圖，索性將慶豐交給了汪偽政權。
亡國奴的日子，不是人過的。在淪陷區開廠子，就更不是人幹的活。
1941年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初期偷襲屢屢得手的日軍，被勝利衝昏頭腦，再也不把英美等國放在眼裏。1942年初夏，日軍竟然衝進上海各國租界，軍管了幾乎所有中國企業，保豐也未幸免。
這件事對唐星海的打擊比慶豐被炸還要大。如果保豐這隻船也沉沒了，那今後的日子怎麼過呀？沒辦法，他聯合租界多家紗廠老板，集體聯名向日軍要求發還。幸運的是，經過多方活動，紗廠終於從日軍手中要回。
剛消停一年，日軍又有新花樣。這回更絕，不是沒收廠子，而是直接要求華商拷打紗廠機器，支持太平洋戰爭。此時，日軍在太平洋戰場屢吃敗仗，軍火吃緊，他們希望拆卸紡機，增加製造軍火的原料。
一聲令下，整個華東的紡織業老板個個都成了熱鍋上的螞蟻，紛紛來電要求蘇浙皖三省紡織同業理事會出麵與敵偽周旋。這個苦差事又落到了唐星海身上，誰讓他是這個理事會的副會長呢？
唐星海和申新九廠的廠長胡坤生還有永安公司的經理郭棣活商量良久，最後想出個“苦肉計”。
日軍也是需要用紗用布的，我們可以告訴日方，願意為他們加工一批軍用紗布。如果他們答應了，我們就慢慢做，慢慢交，一天天拖下去，能拖多長就拖多長！
這個主意一說完，大家就叫好道：“好呀，這個主意好得很，明修棧道，暗度陳倉。”
日本人果然中計，命令蘇浙皖三省紡織同業理事會，完成4 5000錠棉紗、14 5000匹布的代紡代織任務，最後確定由33個廠來執行。就這樣，中國33個紡織廠被保護了下來。
蕭 牆
抗戰八年，唐星海過的是夾縫中生存的日子。
跟日本人軟磨硬抗，還不是最難過的；最難受的是兄弟鬩牆，親痛仇快。事實上，唐星海與弟弟唐曄如的矛盾，早在1936年年底父親去世時就已埋下種子。
1936年12月9日，唐保謙在無錫嚴家橋老家溘然長逝。臨終前，老爺子先召集家人，切囑辦好慶豐；後摒開家人，單召五弟申伯、六弟紀雲來榻前托孤：“星海剛愎自用，心胸狹窄；曄如年幼，經驗不足，非其敵手，我終不放心，我身後，兩弟要多加照顧曄如！”
究竟該怎樣看待唐星海的品性呢？為什麼老父臨死時那般評價自己的兒子？
毋庸諱言，唐星海的性格是剛烈的，甚至可以說：個子高，脾氣大；心腸硬，手段狠；說起話來，往往不留情麵；做起事來，更是雷厲風行。這樣的人，放在美國社會，人家覺得你很陽光、講效率、遵守遊戲規則；但在小農思想普遍的中國社會，那就顯得很另類、不和諧、不友好。
客觀地說，農民出身的唐保謙，雖然早就進城經商，創下偌大家業，但內心深處，他其實還是一個農民。因此，其為人處世，當然還是按老眼光來評判一個人、一件事。而唐星海，雖然身上留著無錫唐氏的血液，但因為從小就接受美式教育，青年時代更是在美國待過多年，歸國後很快就獨掌一方，並把工作和生活重心轉移到上海這個西化最嚴重的城市，因此，其一言一行，早就西化，不僅是西裝革履的外部做派，而且骨子裏已經成為一個外國人。這一點，有點與宋美齡類似。
這樣想來，唐保謙看不慣甚至誤解唐星海，就是一件很順理成章的事。誰料這種看法，日長月久，竟然變成頑固的偏見，直至產生嚴重的不信任，這才有了他公開遺囑私下托孤的行為。唐保謙不是不知道，從感情上來說，幾位叔叔似乎都不太喜歡行為洋派、做事不留情麵的二侄子，相反，對一向比較溫順的三侄子，大家倒是疼愛居多。現在讓本來對老二就有偏見的叔叔們來主持公道，當然無法保證一碗水端平。
這一偏見嚴重的遺囑，讓本來關係尚可的兄弟倆之間頓生隔閡。在叔叔們不無偏見的勸誡下，開始時兄弟兩人尚隻是有些意見相左，後來漸漸無話可說，終至公開場合直接爭吵。唐氏兄弟鬩牆之戰的引爆點，就是有關唐星海私吞公款的傳說。據有關文章記載，傳說大致是這樣的：
1937年8月，無錫大撤退後，唐星海便囑咐妻子溫金美將所有的手頭“法幣”以及不斷從外地彙來的銷售款一律兌成外彙，甚至九豐與慶豐的個人存款也均兌換了，並被他據為己有。因此，引起很多股東特別是六叔唐紀雲、弟弟唐曄如的嚴重不滿。
1940年4月5日，由唐曄如出頭召集，在保豐廠內召開“緊急董事會”，時間定為下午兩點。這次由唐老三發起的會議主題隻有一個，那就是“聲討”老二唐星海。
唐曄如及其支持者早早來到了會場。兩點四十分，蔡緘三之子、唐保謙之婿蔡漱岑來後，唐老三便迫不及待地宣布開會。
但幾句開場白之後，一涉及正題就幾乎沒人開腔。唐星海是有些霸道，但這些年，不是他，也就沒有慶豐老廠的輝煌，更沒有今天的保豐。如果叫唐老三主持，絕不會這樣興旺。說唐老二貪汙，畢竟是傳聞，究竟有幾分可信？現在背著他這樣幹，好嗎？
三點整，唐星海與薛彙東（老董事長薛南溟之子）相偕而入。一走進會場，唐星海便出聲責問；“我們還沒到，會怎麼就開上了？你們想幹啥呀？”
董事長、總經理未到，會卻先開上了，是有那麼點開黑會的味道！
當麵之下，眾董事無言以對。別人不開口，唐曄如隻好出頭了，他氣衝衝地反問：“通知你兩點到會，誰讓你遲到？多數董事都已來了，難道就不能開會？”
唐星海當即頂回去：“我們沒到，就是不能開會！”
薛彙東更是快步走到會議桌前，一把搶過記錄，說：“我看看，你們都討論些什麼事？”
薛彙東這一表態，在座的董事們就更沒人吭聲了。當初，沒有薛家就不會有慶豐，這事大家都清楚，哪個董事敢無由得罪？
唐曄如一看，搶班奪權的計劃馬上就要泡湯，他惱羞成怒，刷地拔出手槍，往桌子上一拍說：“今天我們就是已經開了會了，你敢拿我怎樣？”
唐星海麵不改色道：“我知道這是你的主意。打開天窗說亮話，你到底想搞什麼名堂？”
兩兄弟已經翻臉，董事們很尷尬。唐星海積威已久，不少本來就搖擺的董事，自打他一進門心裏就打鼓；而唐老三如此耍橫，也讓一向文雅的江南紳士們非常不滿，都是自家兄弟，犯得著舞刀弄槍嗎？
這樣一來，原本向著唐曄如的也不好張嘴了。這時，蔡漱岑開腔質問，在兩個舅子之間，蔡漱岑這個姐夫顯然更相信老二。蔡姐夫的態度，讓大部分董事徹底清醒，明白誰才是唐家真正的主人。他們紛紛轉向了唐星海一邊，有的出言表示歉意，有的起身相讓，有的倒茶敬煙。
陣腳終於穩住了，唐星海與薛彙東大馬金刀地坐了下來。眼見大勢已去，唐曄如收起手槍，悻悻退場。
這一次，依靠薛、蔡兩大家族支持，利用多年積威，唐星海以壓倒的優勢戰勝了弟弟。自此，兄弟間撕破了臉皮，以後唐老三再也沒有參加過老二主持的董事會。
後來，日偽借歸還慶豐老廠之機，挑起兄弟間更激烈的爭鬥。1943年，兄弟倆終於對簿公堂。最後，弟弟知難而退，另起爐灶，獨立辦廠。
性格決定命運。終其一生，唐星海都算得上一個特立獨行的人。雖然隨著年齡的增長有所收斂，但直至辭世，他依然沒有改變獨立、果斷、講究效率的性格特征。也正是這種性格，讓他在1937年以後的亂世中，在最重要的人生轉折關頭，作出了最符合家族利益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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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塊大洋能辦什麼事？那要看是誰？比如，宋子文先生的200塊大洋，就能幫唐星海洗清通敵嫌疑。
擺脫嫌疑後，唐星海的雄心又勃然大作，開始了抗戰勝利後的恢複大計。
他用慶豐被炸的照片為主要依據，請得國際救濟總署4萬擔美棉戰爭補償；接著又動員起1億餘元股金，購進大批口設備，使公司各廠特別是慶豐與保豐得到有力的充實，很快恢複了戰前舊觀。
可是，好景不長，內戰爆發後，國民黨將失敗損失大部分轉移到民眾特別是民族企業身上。國內紡織業的繁盛簡直是曇花一現，很快就因為內戰而開始走下坡路。
1948年，因為不願意兌換金圓券，唐星海引起在上海打虎的蔣經國的嚴重不滿。申新總經理榮鴻元被抓之後，小蔣的下一個目標就瞄準了他，嚇得他長時間逗留國外不敢回國。
不久，南京解放，鎮江解放，常州解放。慶豐廠職代會致電唐星海，請他速來無錫，計劃應變事宜。唐星海本來打算與在上海的無錫慶豐廠廠長範穀泉一起坐車回廠。可是，到了火車站後，唐星海忽然說：“哎喲，我忘了把無錫家中需要的東西帶來了。穀泉兄，你就先走一步吧，我下班車趕來！”範穀泉隻好“先走一步”。這一步，竟成二人的訣別。
第二天，無錫獲得解放。不久，唐星海與溫金美及家人飛往香港。除了一部分老員工隨唐星海到香港辦廠外，慶豐、保豐的絕大部分員工都留在了內地。
其實，內戰不久，唐星海就有了到海外發展的念頭。1948年下半年，唐星海就從慶豐抽調資金，套購外彙2 000萬港幣，去香港籌辦南海紗場。在此期間，他結識了香港一金號大老板簡鑒青。此人家底不菲，人也忠厚老實，很講信用。
一天，二人閑談時，簡鑒青說：“星海，香港的房地產將會看漲，九龍荃灣說有一塊地皮等待出售，價格便宜，你如有興趣投資，我可以替你留心！”
唐星海正有心到香港發展，便一口答應下來。就憑這一句話，錢還沒來得及付，簡鑒青便買下了這塊地。不久，房地產價格大漲，簡鑒青二話沒說，把賺到的錢，全部劃到唐星海賬上。
為了感謝簡老板，也為了在香港站住腳，唐星海便拉著他一起創辦南海紗場。簡鑒青性格豪爽，說：“這個行當我不熟，但要我出多少錢，我就出多少，人事、技術你負責！”
簡老板的豪爽，讓唐星海十分感動。唐、簡相逢，就像當年唐保謙遇到蔡緘三，說起來，還真不得不讓人羨慕唐氏家族財星高照。在唐星海的精心打理下，南海紗廠成為當時香港最大和設備最完善的紡織廠之一，唐星海也被稱為香港“紡織大王”。
飛往香港的唐星海，開創了一生事業的第二春，算得上順風順水。
1954年，慶豐進入公私合營，改名為公私合營無錫慶豐紡織廠；1956年9月又改名為國營無錫第二紡織廠；1990年進入一級企業行列；2003年2月，改製上市，後因連續虧損被資產重組。保豐，1955年公私合營；1970年紡織部分遷福建三明市，組成了三明市紡織廠，印染部分與上海一小廠合並，成立了上海第六印染廠。
隨著年事漸高，唐星海逐漸退出公司日常事務，將廠子交給兒子唐驥千管理。他開始積極參與社會和公益事務。1968年，唐星海從南海紗廠退休後，接受香港行政局的任命，成為第一位進入行政局的實業家。
隨著閑暇時間增多，唐星海更加關注公益。“凡嚴家橋鎮上的公益事，我唐姓負擔一半。”熱心公益的祖訓，唐星海無論走到哪裏，都身體力行。
1969年，唐星海被任命為香港理工大學籌備委員會主席，他還是香港中文大學的創始人之一。1970年他出資300萬港幣為香港中文大學建造圖書館，並捐資台灣新竹清華大學禮堂和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研究生宿舍（取名“唐樓”）。
1971年6月17日，唐星海在香港病逝，終年71歲。
唐星海辭世後，長子唐驥千接掌了他的衣缽，繼續將家族的榮光發揚光大。
作為無錫望族，唐氏景溪公的後人可謂興旺發達。唐星海是第四代的典型，第五代的千字輩更是人才輩出，國內外知名的就有64“千”，企業家中，除了唐驥千，還有南聯實業的唐翔千。第六代最知名的，當然首推香港特區政務司司長唐英年，那個曾寫過戰場日子的知名記者唐師曾，也是唐家第六代一分子。
1984年，唐驥千出任香港總商會首位華人主席。
1984年4月22日，香港工業總會主席唐翔千、香港總商會主席唐驥千訪問內地。在中南海，鄧小平親自來到大門口迎接唐氏兄弟。唐翔千、唐驥千都是腳踏實地的企業家，不大動房地產之類的念頭，很受鄧小平看重。這天，鄧小平拍著唐氏兄弟的肩膀，鄭重許諾：“香港特區政策，50年不變。”
這樣的殊榮，在中國，也許隻有無錫的榮家曾經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