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長期虧損，但陳光甫始終認為，經過積累經驗，改進經營管理，增加服務項目，這種“有形的虧損”是可以轉變為“有形的盈餘”的。1936年，中國旅行社終於盈利，當年盈利60萬元。
更有價值的是，經過多年的努力，中旅成為當時國內第一，在國內外也屈指可數的大型旅行社，創下了一個金字招牌，這樣的輝煌，迄今無人能夠超越。
1936年年底，周恩來在處理“西安事變”時，曾入住中旅華清池招待所。足跡遍及國內外的周公，有感於中旅優質的服務，曾對中旅負責人說：“你們中國旅行社是中國最好的服務單位。”這是對中旅最高而又最貼切的讚譽。
使 美
“敬遠官僚，親交商人。”陳光甫的這句經營口號，業內外聞名。
他下海創業，就是要創建一家徹底的民營銀行。在生死攸關的擠提風波中，救他的不是國民政府，而是一幫商界的哥們兒，甚至是杜月笙這樣的黑幫老大。
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這個地地道道的商人沒有料到，盧溝橋的槍聲，不僅打碎了蔣介石的綏靖夢想，也毀掉了他一向不問政治的誓言。一手推動陳光甫出山的，正是蔣介石。
抗戰開始不久，國民政府就委派陳光甫作為特使，赴美洽談租借條約。一個商人的外交，在國難當頭之時，不期然地登上國際舞台。
1938年夏，日軍進攻漢口。羅斯福擔心中國無力持久抗戰，決定請政府派特使赴美磋商借款事宜。這件事，最恰當的人選，按說是宋子文。這哥們兒是留美海歸，既是國舅，又是英美派的代表。
不巧的是，這時候，蔣介石正與自己的這個小舅子鬧矛盾。瞅著宋子文“你要打通美國關係，就非我不可”的架勢，老蔣就有氣，心想派誰都行，就是不能派你。
蔣介石既不肯對宋讓步，財政部長孔祥熙又不中用，那麼，派誰去呢？還是美國人幫助老蔣解決了人選問題。
羅斯福的邀請發出了一段日子，中國卻總是提不出特使名單。眼瞅著要誤事，美國財政部駐華代表幹脆直接點名，他通知孔祥熙，希望中國政府能指派陳光甫赴美磋商財務事宜。
身為留美海歸，又是中國最成功的銀行家之一，陳光甫很被老外們看重。特別是美國資本家很看得起他，因為他從美國學到本事，能靈活運用而得到成功。在美國資本家眼中，陳僅次於宋子文。
蔣介石本人對陳光甫印象也不錯，當年南京政府剛剛成立，多虧陳老板幫忙籌集3 000多萬救命錢，才挺過難關。雖然陳後來不太與政府來往，但這個功勞蔣始終沒忘。由陳代宋，孔祥熙也滿意，畢竟陳老弟是有多年交情的哥們兒，怎麼也比宋家那小子強。
1939年9月9日，陳光甫由中國香港秘密起航，10天後飛抵美國首都。在美期間，他與當時中國駐美大使胡適一起，通過多方斡旋，得到美國財長摩根韜的支持和羅斯福總統的允準，簽訂了“桐油借款”2 500萬元的協議，嗣後又簽訂“滇錫借款”2 000萬元的協議。
這些協議，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仰人鼻息，山姆大叔的氣可不好受。因此，破冰之人在得到水如泉湧的喜悅之時，不免有寒冰刺骨的感覺，個中滋味，隻有陳光甫自己知曉。
他在日記中寫道：“餘在此間接洽事宜，幾如賭徒在賭場擲注，日日揣度對方人士之心理……無日不研究如何投其所好，不敢有所疏忽。蓋自知所擲之注，與國運有關，而彼方係富家闊少，不關痛癢，幫忙與否，常隨其情緒為轉移也。”
這從摩根韜事後出版的有關中國部分的日記中，也可窺見一二。
陳光甫：“部長先生，我希望我的說話，不會耗費你很多的時間。”
摩根韜：“很好。你還有十分鍾。”
陳光甫：“現在言歸正傳。因為中國有戰事，我們缺少物資。所以我今天向你請求另外的支持。我有孔部長（孔祥熙）的電報，要我轉達你，對你關切中國的抗戰，深表感謝。同時孔部長願向你提出一筆7 500萬美元的借款。”
摩根韜：“（裝聾作啞）我今天的聽覺不大好。很奇怪，我的聽覺，有些毛病。我聽來好像是7塊5毛。”
陳光甫：“信用借款，就像上次2 500萬美元一樣。購置農產品和製成品，分10年攤還。中國每年提供一萬噸錫，一共10年。這些錫的收入，還給中國政府，作為付還雲南省政府、水腳小保險及借款之用。”
摩根韜：“請你向孔部長致意問好。現在還有其他什麼事？”……
這次能不辱使命，與陳光甫以往的美國同學、朋友的支持分不開，特別是布克幫了不少忙。布克是美國著名作家賽珍珠的丈夫。借款之行讓陳光甫深切認識到，救國靠的是自力更生，而不是外援：“自助愈勤，人助愈力。國際間無慈善事業，無可諱言。”
在美期間，陳光甫與時任駐美大使的胡適結下了終身的深厚友誼。關於陳光甫在美的活動，胡適曾在日記中這樣寫道：“光甫辦銀行30年，平日隻有人求他，他不消看別人的臉孔，此次為國家的事，擺脫一切。出來到這裏，天天仰麵求人，事事總想不得罪美國財政部，這是他最大的忠誠、最苦的犧牲。我很佩服他這種忠心。”
在送給陳光甫的一張照片上，胡適寫下了那首著名的打油詩，以紀念兩人當年在美求援的日子：“偶有幾根白發，心情微近中年。做了過河卒子，隻能拚命向前。”
解 凍
1949年是中國命運的轉折點，也是陳光甫人生的分水嶺。
抗日戰爭勝利後，陳光甫敏感地看到：“所謂資本主義之經濟已演變為福利經濟。”因此他認為，應該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定為戰後中國經濟建設的目標。遺憾的是由於內戰爆發，陳光甫的計劃根本不可能實現。
後來，迫於國內外壓力，蔣介石決定改組政府，吸引社會各界人士參政議政。
這一次，陳光甫也積極參與，他在日記中這樣評述：“今天的政府好有一比，所謂三句話不離本行，國民政府正如一家銀行，國民黨辦了20年沒有辦好，生意做差了，或是不能兌現，或是怎樣，這家銀行岌岌可危，於是總經理蔣先生不得不去拉些新股東來，或者比傳的更確實些，請幾個新董事而總經理不變，希望因為這些新分子而銀行可以暫渡難關，依然維持下去。”
但陳光甫很快發現，這一切都是假的。
國民黨假民主、真內戰的行徑，讓民族資本家們很快陷入絕望。但陳光甫對國民黨執政20多年的失望，並沒有使他認同陌生的共產黨。對於打敗了國民黨的共產黨，他的心態極為複雜，顧慮重重。
1949年，一生謹慎的陳光甫作了一個折中的選擇。既不去台灣，也不留在內地，而是出走香港，不久即在香港成立新的上海商業銀行。此時，這位民國第一銀行家成為國共雙方都拉攏的對象。毛澤東把親筆簽名的《毛澤東選集》送給他，蔣介石則威逼他不得回內地……
1951年10月1日，受國內外形勢影響，新成立的上海銀行的員工們在香港分行門前升起了五星紅旗。此事引起了美國駐港總領事館的注意，導致美國凍結了上海商業銀行600萬美元的國外資產。
這筆錢絕不容有閃失。這是出走後陳光甫能掌控的主要資產，是他及其管理團隊的養命錢。從這天起，為了這筆錢的解凍，陳光甫踏上了漫長的“上訪”之旅。
就在陳光甫四處奔忙時，香港上海銀行再遭重創。香港分行貸款額中有很大一筆貸給了星光服裝廠，而這個客戶並不具備貸款條件。陳光甫提醒立即追回這筆貸款，但相關負責人並沒有意識到巨大風險，沒有抓緊追要。不久，星光服裝廠即將破產的消息就開始流傳。1956年1月19日，上海商業銀行再次遭遇擠兌風潮。之後6天中，被客戶取走的存款達1 898萬元，此時上海銀行的所有準備金隻剩下2 637萬元。
事件發生後，陳光甫從台灣匆匆趕回香港。
一到香港，陳光甫就拜訪了彙豐銀行的負責人，請求幫助。由於上海商業銀行及陳光甫個人商譽良好，彙豐銀行做出了許多金融機構無法想象的行動，即：接受上海商業銀行被美國凍結的資產作為抵押，提供巨額貸款。1956年2月月底，這場擠兌風波宣告結束。上海商業銀行雖然免於破產，但總共損失了大約300萬美元。
對於這起風波，陳光甫認為，問題的根本還在於管理失誤。他說：“從我個人的良心看待整個事件，如果不是因為星光服裝廠爛賬的原因，他們也不可能使銀行陷入如此困境。我想說首先犯下錯誤的是我們自己。”
就在擠兌風波期間，美國前財政部長摩根韜偕妻子來到香港。1956年2月4日，摩根韜夫婦專程去看望了陳光甫。陳光甫在家中非常熱情地款待了這對貴客。席間，他借機請求摩根韜幫忙解決財產解凍事宜。此後，摩根韜一直關心著這件事情。
1956年7月22日，美國財政部答複上海商業銀行：接受其解凍資產的申請，但需要台灣當局的擔保。
陳光甫沒有料到，解凍資產的事美國人都同意了，卻卡在了台灣當局手上。為此，他不僅自己親自拜訪台灣當局各部委大佬，還特地派遣上海銀行副董事長朱如堂去台灣周旋。朱的父親是蔣介石的密友，他拿著有關備忘錄直接找到蔣緯國，請他直送蔣公。老蔣親自讀過後，對陳光甫的政治傾向有了更深的了解後，方同意重新討論。此時，陳光甫主動將50萬美金存入紐約的“台灣中國銀行”。台灣當局這才終於放行。
從1949年到1957年，為了上海銀行的生存和發展，陳光甫始終堅持進行著他一生中“最難也最值得”的資產解凍工作。雖然困難重重，但他從未想到過放棄。“一直都在打一場戰爭，一直沒有讓步，也沒有用什麼不道德的方法影響其他人，從未卑躬屈膝地向別人行賄或使用什麼不正當的策略。”這場特殊的官司，不僅為上海銀行贏得了信譽，也贏得了人們對陳光甫本人的尊重。
1957年，獲得了解凍的資產後，上海商業銀行發展迅速。1965年5月，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行在台北開業。從此，陳光甫定居台灣。
歸 去
定居台灣時，陳光甫已年逾八十。此時，上海銀行各項業務已經步入正軌，不再需要他親自走在一線，因此，這位忙碌一生的老人終於有了更多閑暇來享受自己的私人生活。
鑒於台灣島內當時錯綜複雜的政局，這位一生謹慎的老人更加低調。除了與一些長期交往的好友有所來往外，更多的時間是在女兒、女婿的陪同下，寄情山水。除外，他也開始整理自己的日記。
作為著名的銀行家，陳光甫一生接觸的風雲人物不知凡幾，經曆的風浪也難以計數。往事如煙，很多事情都淡忘了，唯有日記記錄下他當時的心情與感受。
在長達幾十年的日記中，1949年2月1日那篇非常重要。這一天，陳光甫談到了何謂企業家精神，其實這也是他自己的切身體會：“往昔私人企業之動機與目的 ，不外牟利與個人享受，而衡量一事業之成敗，亦以其獲利能力為主，其他不與焉。……開明之私人資本家近年已有所覺悟與轉變，而其最主要者即為標榜服務社會。換言之，即私人企業之目的已不僅為盈利，而兼有其理想。簡化所稱之理想，不外為增加對社會之便利，提高人民之生產能力，與乎惠及一般就業水準。”他認為這是西方開明資本家努力的方向，相比之下——“我國私人企業迄未能有此境地。由於政治之不清明，社會之封建，與乎民眾知識之落伍，私人企業從始即無西方之基礎，多數私人企業除牟利與享受之想望，更無所謂‘理想’。其間雖有少數開明人物抱有遠大之胸襟，但往往不能不與社會妥協，環境與局勢使其 ‘理想’受折磨與阻挫，即便有所表現，亦屬非其本來麵目。”
他分析其中原因主要有三個：“一是生存問題，私人企業的首要目標是生存；二是局勢不定，在大局不定的情況下，如何可以展布遠大的理想；三是人員的變質，或投機取巧，或利用職權發財，正直者先滅亡的反淘汰現象。”他強調：“世界大勢以及中國曆史均證明，盲目牟利之機構將無永存之地步，必須將‘理想’因素納入私人企業中，方可存在。”理想就是“以所能換所需”，“即盡一份力量，得一份報酬，而不取不應得之利益”。
作為中國現代最傑出的銀行家，《陳光甫日記》為研究中國現代金融史提供了寶貴的一手資料。而作為非凡的企業家，他一生的經驗教訓，也足堪當代企業家認真汲取。
歲月不饒人。很多老朋友都先陳光甫而去，孤島上隱居的老人更覺孤單。
1976年7月，96歲的陳光甫躺在床榻上，往日那雙閃著睿智光芒的眼睛有些暗淡了。他望著天花板，想起陽明山上的櫻花、梅花、杜鵑花、山茶花，那裏瀑布轟鳴，花紅草綠。恍惚中，四下裏是一片五色繽紛的光輝，沐照著他，覆蓋著他。他不自覺地想起往昔的創業歲月，還有漢口的海關，上海的外灘，鎮江的口岸……他仿佛看見了望子成龍的父親，拖著病體迎候在上海碼頭；望眼欲穿的嬌妻，淒風冷雨中獨立長江岸邊；親如手足的張嘉璈、李銘、錢新之，風雨同舟的張騫、範旭東、盧作孚、榮氏兄弟，還有博士大使胡適、藝術家程硯秋……他們都或哭或笑著向他走來……
古人曰：仁義禮智信。陳光甫用自己的一生，踐行了這五個字。
台灣著名作家高陽在《陳光甫外傳·序》中這樣寫道：“我的傳主陳光甫先生，恰好生於光緒七年。在個人的感覺中，實在是一個意義與趣味兩俱深長的巧合。這一年的人，頗多傑出之士。但對國家社會貢獻之大，個人成就之多，無疑應推‘光甫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