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光甫之近利遠功002(1 / 3)

那是1905年夏天,陳光甫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敲響了駐美公使辦公室的大門。出乎他意料的是,梁同成熱情地接待了自己這個素昧平生的自費留美學生,並當場答應每月向他發放100美元的留學補助金,這簡直就是把他視同公費留學生看待,從而卸下了壓在他身上的沉重的經濟負擔,並在不久之後轉入威斯林學院。

這件事讓陳光甫銘記終生,他一生做人低調,卻極重感情,一旦朋友同事有難,總是熱心相助。這種重友情、重感恩的品質底色,也是在留美期間鑄成。

十幾年後,著名女作家楊絳的父親楊蔭杭因為剛正不阿,被北洋政府在京師高等檢察長任上停職審查,楊憤而返回無錫老家,不料卻生了重病,家裏生活一時陷入困境。陳光甫與楊蔭杭是賓州大學校友,得知消息後,他曾多次抽空從上海前往無錫探望並給予生活幫助。這不僅給老友帶來很大安慰,也讓楊絳記憶深刻。

1906年,陳光甫進入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沃頓商學院。

這所馳名世界的高等學府,向這個中國學子展示了一個全新的現代商業世界,帶給他一段美好的人生時光。在這裏,他不僅用3年的時間學完4年的大學課程,而且擁有了專業的金融知識、技能和眼光。

緊張學習之餘,雖然陳光甫從未約會過任何美國女孩,沒有參加過一次周末舞會,但他沒少參加各類社會活動。他曾被推舉為中國留學生聯盟的財務委員,為了籌集聯盟活動經費。他精心策劃過多場成功的商業活動,擅長理財的天賦初步顯現。

陳光甫對“服務”的深刻理解也源於沃頓求學期間。當時,他總是按習慣到銀行提取每周10美元的微薄津貼。每一次,取款銀行的一名女出納總是微笑著對他說:“孩子,你已把錢用完了嗎?其實,你現在不應該花這麼多的。”這個女出納一以貫之的微笑與勸誡,終生銘刻在陳光甫的腦海裏,他後來曾回憶說,這是他平生所受的第一堂銀行服務課程。

沃頓期間,還有一件事極大地影響了陳光甫的人生。那是1907年,因生產過度擴張與貨幣收縮而引發了一場美國金融危機,當時,人們極度恐慌,工廠倒閉,股市暴跌,美國政府幾乎束手無策。此時,美國資本大鱷摩根銀行挺身而出,臨時承擔起中央銀行的職責,從而挽救了差點崩潰的美國經濟,重樹了世界各地投資者對美國金融市場的信心。

目睹了這一金融風暴的陳光甫,從此將摩根視為心中的偶像,也堅定了自己回國創建銀行的決心。

美國5年,奠定陳光甫一生事業與人生的根基。在美期間,與孫中山、孔祥熙等人的交往,使他與以後的國民黨人建立起一種天然的聯係,這決定了其一生的政治立場,當然也影響了他後來在1927年春天、1949年秋天兩個重大曆史轉折關頭的人生抉擇;而留美期間的廣泛人脈,既是他一生金融事業的最大臂助,也決定了他在重大事件麵前堅定的親美態度。

試 水

1909年冬天,陳光甫終於回到闊別5年的故鄉。

留學歸來,不少校友都前往北京謀求官職,但陳光甫卻不這樣想。他的理想不是做官,而是經商。

經人推薦,陳光甫受到“清理江蘇財政局”總辦應德閎的重視,邀請他辦理財務,並進而受到江蘇巡撫程德全的賞識。這一時期的陳光甫非常活躍,他常常與朋友們聚會,暢談國是,關心革命。

一次聚會上,一位友人問道:“諸位,若革命一旦發動起來,必然需要大量資財。你們說,這筆經費如何才能籌措得到?”眾人平時高談闊論慣了,很少想到解決實際問題,猛一聽居然一時無言可對。過了半晌,還是陳光甫打破僵局:“可否在江蘇的裕蘇官錢局做點文章?”“主意倒是好主意,隻是如何實施呢?”這句話提醒了他,當務之急是要有可行之策。

此次聚會,讓陳光甫的事業心受到強烈的慫恿。他不滿足於裕蘇官錢局官辦銀行的經營現狀,希望自己能夠一試身手。辛亥革命成功後,江蘇都督程德全委托他在蘇州創辦江蘇銀行並擔任總經理。

十年寒窗,今日有了用武之地,陳光甫躊躇滿誌,決心幹一番事業,打造一家全新的官辦銀行。為此,他在走馬上任後,先後采取了八項措施:第一,將總行遷往上海,以便在金融中心擁有一席之地;第二,為了與國際接軌,引進歐美銀行的現代管理模式;第三,聘請專門人才,采用新式銀行簿記;第四,為了降低金融風險,放棄紙幣發行權。第五,設立貨棧,提倡實物信用;第六,吸引社會資金,開展儲蓄業務;第七,建立查賬製度,提高銀行信譽;第八,培訓在職人員,增強銀行的辦事效能。

這八項措施,一反以往各省官錢局舊習,在整個中國金融界激起巨大反響。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正當陳光甫事業蒸蒸日上之時,一場殺身大禍卻從天而降。

1913年,孫中山發起的“二次革命”歸於失敗。與孫中山撕破臉皮的袁世凱豈肯善罷甘休,嚴令捕殺革命黨人。一天,袁世凱聽說江蘇銀行出資資助肇和兵艦炮轟江南製造局,不由發怒道:“江蘇銀行總經理竟敢動用銀行資金支持叛軍行動,真是膽大包天!”於是,他下令殺掉陳光甫。

好在袁世凱的手令先被總統府秘書長張一麇看見。張一麇是江蘇吳縣人,1908年袁世凱被清廷放逐,回到河南項城原籍,張一麇也隨之被解職還鄉,兩人算是患難之交。

辛亥革命爆發後,他曾與陳光甫在江蘇短暫共事。他對陳光甫的為人早有了解,又是同鄉,豈能見死不救?看到手令後,張一麇馬上找機會在袁世凱麵前為陳光甫開脫:“江蘇銀行的資金,是在軍人持槍威逼之下才被取走的。陳光甫也是出於無奈。如今下令嚴處,似有不妥。大總統一向獎懲分明,令人心悅誠服,萬不可因此事落下話柄。不妨留待進一步查明實情之後,再做處置。”

袁世凱聽後,覺得言之有理,也就答應張的請求,此事便不了了之了。這一切,遠在上海的陳光甫毫不知情,他不知道自己曾命懸一線。

禍不單行。陳光甫剛剛躲過殺頭,又碰上另一場災禍。

“二次革命”時,張勳為袁世凱立下了汗馬功勞,因而被派往江蘇任都督。張勳上任後,立刻責成陳光甫把江蘇銀行的存戶名單抄報上去。接此命令,陳光甫感到可笑。為儲戶保密,這是銀行業的起碼規矩。張勳這麼做,簡直是綠林大盜般的蠻橫行為。他深知張手中不僅掌握著權柄,還握有刀柄。然而,屈服於淫威,豈不是對不起存戶嗎?

思前想後,陳光甫決定挺直腰杆,他以“銀行有為存戶保守秘密的義務”為由,拒絕呈報儲戶名單,並將此舉提交銀行董事會討論,獲得讚同。隨後他提出辭呈。

陳光甫的回應,令張勳大吃一驚:一個文文弱弱的洋書生,竟膽敢抗命不遵,真是自找死路。於是,他立即下令,免去陳光甫江蘇銀行總經理的職務。

這場風波的真相,很快被上海《大陸報》披露於報端。人們對陳光甫敬佩不已,紛紛為陳光甫打抱不平。

標 新

離開江蘇銀行後,陳光甫陷入深思,他開始重新思考自己的未來。

回國後的種種遭遇,讓他意識到:政局動蕩,風雲變幻,個人的理想和抱負是如此脆弱。對他曾有知遇之恩的兩位封疆大吏:端方和程德全,一個死於非命,一個遁入空門。可見政治是危險的,最好是遠離政治。

改造官辦銀行之路看來很難走通,陳光甫決心避開官場幹一番自己的事業。此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帝國主義無暇東顧,中國的民族實業迎來了發展的良機。機不可失,陳光甫決心抓緊創建一家自己能掌控的銀行。

一個好漢三個幫。陳光甫首先找到他的兩個摯友——張嘉璈和李銘。張嘉璈時任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副經理,李銘時任浙江銀行稽核。他們都是海歸,三人年齡相近,正值血氣方剛的青年時期,在上海銀行業中有“三兄弟”之譽。

一開始,陳光甫向他們二人征求意見時,他們並不讚同。他們認為,開銀行必須要籌措大量資金,而這談何容易!但陳光甫卻不這樣想。他認為,銀行開辦之初,並不需要巨額資金,也不必與其他商業銀行較量股金份額的多少。最重要的是,他發現了一個巨大的市場空白。

當時,市麵上的銀行,無論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國政府與外國商人大宗生意上的外資銀行,還是把眼睛盯在達官貴人身上的國內銀行,它們對於小商人與普通老百姓都不屑一顧。所謂金融事業事實上成了“大人物”的專利,而普通老百姓在銀行的高樓大廈麵前卻望而卻步、不敢問津。這樣,在大銀行與小百姓之間有一個巨大的真空地帶。

陳光甫用他銳利的目光,發現了銀行之林中尚閑置著的這片隙地。他認為,先集資5萬元~10萬元,銀行即可以開業。開業之後,可以通過吸收普通百姓的小額存款來逐步累積資本。隻要真正提供優良的服務,就可以逐步增加存款,也可以逐步增加放款。

集腋成裘,螞蟻雄兵。到那時,資本的積聚和運用這兩大難題,就可以迎刃而解。陳光甫的獨到見解和精辟分析讓二位摯友深深佩服,馬上就幫助他著手籌備。

錢少也是錢,而陳光甫一點資本都沒有。經李銘介紹,他說服一個叫莊得之的買辦拿出7萬銀元,作為建行資本。莊得之出資最多,擔當董事長,而陳光甫在莊的幫助下才勉強湊夠了5 000銀元資本,出任總經理。

1915年6月,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在寧波路的一幢石庫門房子裏開張了,資本不足10萬元,職工隻有七八個人。開業那天,陳光甫既沒辦酒席,也沒有請錢業董事,唯恐被同行恥笑,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以下簡稱上海銀行)就這樣靜悄悄地誕生了。

在強手如林的上海灘,一家知名度很低的小銀行怎樣才能闖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呢?“本行所恃為命脈者,即為‘服務’二字。”陳光甫響亮地回答,從而打破了銀行業以往高高在上的傳統形象。

有一次,陳光甫到底下一家銀行視察,問一個經理:“我們服務顧客時怎樣做到更好?”這個經理立即答道:“不論顧客辦理業務的數額是多少,不管他是1 000元、100元還是1元,我們都熱情接待,這樣才使我們的服務能夠到位。”

這個經理覺得自己答得不錯,不料陳光甫卻說:“你隻回答對了一半,他就是1分錢不辦,隻要他來到銀行裏麵,你就要熱情接待,你就要為他服務好。”

本著服務社會這一理念,陳光甫決定上海銀行1元起存,方便顧客特別是普通大眾。1元起存,就是1元錢就可以開戶,這在當時的金融界是個破天荒般的創舉。

在陳光甫之前,多數銀行是不重視儲蓄的,但陳光甫卻巧妙地抓住了這個市場空白,不僅逐步發展儲蓄業務,而且以“儲蓄”二字為銀行冠名。陳光甫做了第一個吃螃蟹的人,被當時的許多人嘲笑。

1915年的一天,開業不久的上海銀行迎來了一個特殊的客人。這個中年人拿著一張100元的鈔票,得意揚揚地要開100個1元的賬戶。銀行的職員熱情接待了他,不厭其煩地一口氣寫下100個戶頭。拿著存折,中年人心悅誠服地滿意而歸。

這場惡作劇傳出去後,反而讓不少人很受感動,記住了這家石庫門裏的“小小銀行”。這家小小銀行,不僅受到很多老百姓喜歡,也受到一些大人物的關注。

一天,陳光甫正忙得不可開交,一個職員進來報告:“經理,有人要見您。”他頭也沒抬說:“請他進來吧。”

一位衣冠楚楚的中年男子走了進來。陳光甫抬頭一看,不覺一愣,驚訝道:“哥們兒,是你?”來人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孔祥熙。當年,陳光甫在聖路易世博會看攤時,孔祥熙正在俄亥俄州的歐柏林學院就讀,曾利用暑假時間前去參觀,因而與陳光甫相識。同是身處異鄉,兩位年輕人一見如故,談得很投機。自那一別,將近10年了。

“孔兄,你看上去滿麵春風,應該混得不賴,今天怎麼有空光顧我這小小銀行?”“我今日是受人之托而來。”“您受何人差遣?有何公幹?”“中山先生委托我,給你這上海銀行送來1萬元股金。”

陳光甫聞聽後深受感動,很久沒有見到孫先生了。此時,中山先生正在一衣帶水的東瀛組織討袁,沒想到他在百忙之中還惦記著自己這個小人物,這是何等可貴!尤其是在這處境艱難的創業初期,孫先生的理解與支持,其價值絕不是用錢數可以衡量的。就像他當年贈與孫先生的5美元一樣,那不是金錢,而是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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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風徐徐,人聲靜寂,星光之下的西子湖水麵平展,波瀾不興。站在岸邊的陳光甫,心情卻正好相反。他心潮起伏,腦子裏反複盤旋著白天遇到的一位外國銀行家的斷言:“中國的銀行是不會辦好的。”

這句話深深地刺痛了陳光甫的心,使他不由得想起漢口報關行英國職員傲慢的神態,國際博覽會上洋人們藐視的目光,素日與洋行打交道時遭到的冷遇……

麵對這些刺激,他暗下決心:一定好好辦個銀行給他們看看!這是1920年暮春時節,上海銀行已經創業5年。

此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結束,外資銀行卷土重來,開始打壓中國本土金融機構。當麵譏刺陳光甫的,就是一家英資老牌銀行的大班。這位老外的話雖難聽,但離事實真相不遠。不要說那些官辦銀行,就是上海銀行這樣的新興金融機構,毛病也很多。

5年來,1元起存解決了上海銀行資本來源問題,但如何持續有效放貸卻成為一個難題。畢竟,錢隻有放出去才能盈利呀!市場風險莫測,一不小心,就會麵臨滅頂之災。陳光甫首先想到的是山西票號的教訓。

民國初期,曾經叱吒風雲的山西票號紛紛倒閉。為什麼擁有多種優勢的票號,生命力居然會如此脆弱,清朝一亡即分崩離析?根本原因就是它們過於奉行上層路線,對官僚的依靠就像吸毒一般日益上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