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著聞言而驚愕的侄子，劉鴻生微笑著告訴他：“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好人有好人的本事，壞人有壞人的用處；全才有全才的優點，偏才有偏才的長處；文有文的一套，武有武的功夫。關鍵在於你得善於使用，把各種人放在適當位置上，注意揚其所長，避其所短。”
英國有句名言：“與你熟悉的魔鬼打交道，比與你不熟悉的人打交道，要方便得多。”
這句話，從第一次聽到，劉鴻生就始終牢記。魔鬼尚且如此，何況壞人？關鍵是要在這“熟悉”二字上下工夫。
“謝培德是個壞人，這沒誰否認，可人們隻看到了他壞的一麵，卻忽略了他有用的地方。”
望望注意傾聽的侄子，劉鴻生繼續開導：“你說他與官府、警察、青洪幫有勾搭，手下流氓地痞成群，這一點不假。但如今的上海灘，惡霸橫行，如果沒有一個黑道人物坐鎮，沒有一幫勢力維護，這碼頭上能得安寧嗎？正因為那些包打聽消息靈通，正因為他謝培德對警察、巡捕可以隨叫隨到，‘兜得轉’，咱們的碼頭才能平安無事。試問你們甚至包括我在內的公司裏的其他人，哪個做得到？哪個又願意做？”
見劉念祖已然明白了自己的用意，劉鴻生又寬和地對他說： “至於謝培德不在碼頭上露麵，這無關緊要。碼頭交給他了，我們隻看他管好管不好，碼頭平安不平安。他不露麵總有他不露的辦法，憑他手下那幫人，他雖不在，還是巨細皆知，遇事有人代為處理，何必去追問？說到在外麵欺男霸女，我與他隻是雇用關係，這種事自有該管的地方，我們不必去操那份心。”
“那他如果監守自盜呢？”劉念祖不甘心地反問。
“這我心中有數。謝培德這個人，我比你們了解，他有他的分寸，我有我的分寸。至今為止，他偷運出的東西也僅限於多餘的‘包子’和地腳煤。積累下來，雖然也是不小的數目，可要咱們自己去回收，不僅費力，也收不幹淨，就讓他弄去吧。水至清則無魚，如果連這點油水都不讓人家撈，人家還肯長期為你效命嗎？用人，特別是用真有本事的人才，是不但要厚酬，而且要寬宏。說到底，賺大錢的畢竟是我們哪！有財大家發，為人處世，不要那麼斤斤計較嘛！”
對於黑惡勢力，劉鴻生一向極有分寸、極為得體地對待。對這些人，他在背後從來不置一詞，當麵則恭敬有禮。因此，上海灘三大聞人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都與他稱兄道弟，很給麵子。
敢於並善於與狼共舞，劉鴻生的用意無非是讓劉氏企業至少不受惡勢力的幹擾與侵害。
而與此同時，他還與蔣宋孔陳等民國要人來往密切，特別是聖約翰大學的校友宋子文、宋子良兄弟，更是他府中的常客。
在民國商界，像劉鴻生這樣紅黑兩道都很買賬的巨商，其實不在少數。
絕 望
作為一個商人，劉鴻生的夢想是建成一個劉氏商業“托拉斯”。
可惜，盧溝橋事變的槍聲擊碎了他的夢想。
“八一三”淞滬抗戰後，租界成了“孤島”。劉氏企業大都在租界外，頓時為日軍所占據。1938年，一家日本火柴廠的老板田賢太郎來到劉家。這個人原來與劉鴻生搞過火柴聯營，看上去謙恭有禮，但現在他搖身一變，成為日本軍部代表。他此次前來，專為威逼利誘劉鴻生下水，出任偽上海市商會會長。
在大是大非麵前，劉鴻生是從不含糊的。一個深冬之夜，他悄然登上英商太古輪，出走香港。這一走，讓日本人惱羞成怒，於是，劉氏在滬的所有產業，馬上被日軍以“敵產”接管，財產損失1 000萬元以上。
1939年，劉鴻生由香港飛往陪都重慶。到達重慶的第二天，他就接到蔣介石的請柬，蔣介石邀他到黃山官邸赴晚宴。
蔣介石還是很給劉老板這個老鄉麵子的，陪同的隻有經濟部農本局總經理穆藕初，很像鄉親間的私人聚會。席間，蔣介石濃重的寧波官腔讓劉老板覺得非常親切。蔣說：“鴻老先生，我們盼望你很久了!你為抗日救國，犧牲了你上海1 000多萬元的實業，這個我是知道的。現在還來大後方效力，你的精神可嘉!”
席間，蔣信誓旦旦：“這個穆藕老可以作證，鴻老先生為國損失的1 000萬元，我可以償還給你!隻要你能提供機器設備、各種技術人才，你要錢，我就給你錢!要原料，我就給你原料!你要人，我就給你人!”
蔣介石大包大攬，劉老板十分感動，他趕緊表態說：“鴻生不才，一定殫精竭慮，全力以赴，保證完成委員長交代的任務!”
走出官邸，私底下跟朋友交流，劉老板才知道，大後方經濟異常落後，物資匱乏，急需能人來打開工業生產局麵，孔祥熙就向蔣介石推薦了他。
困難不可怕，隻要政府支持，劉鴻生有信心從頭再來。他立刻行動起來，首先在重慶和長壽兩地籌建了中國毛紡織廠和中國火柴原料廠。
辦廠需要機器設備，在大後方是沒辦法的，既不能生產，也沒處去買，劉鴻生派四子劉念智潛回上海，拆遷浦東章華毛紡織廠的機器。
這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劉鴻生之子劉念智回憶當時情況說：“這個廠子當時由日本海軍占領，說是拆遷，實際就是偷運，即從浦東運到浦西，從日軍防地偷運到公共租界，用個比喻，就是要從餓虎口中奪食。”
劉念智仔細琢磨，他自己直接出頭肯定不行。怎麼辦？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他用重金雇用了一個瑞士籍的猶太人幹這件事。這家夥是上海灘黑道中人，一手持槍，一手要價(1噸1 000元偽幣)，然後再向日軍司令部的一個少將行賄，以打通關節。劉念智花了50萬元代價，才把500噸紡、織、印染設備及器材陸續地運到緬甸仰光。
與此同時，應劉鴻生召喚，劉氏企業的紡織工、擋車工、機修工等各種熟練工人也紛紛不遠千裏，艱苦跋涉來到大後方，隻等機器設備一到就可開工。
身在重慶，劉鴻生一邊安置工人，一邊翹首以待緬甸的機器盡快到來。可在緬甸這邊，上海運來的機器卻一直滯留著沒法運。本來可由海道轉運越南海防，不料海防也陷落了，隻好通過滇緬公路輾轉運輸了。劉念智通過蔣介石侍從室，弄來了幾張“予以緊急啟運”的委員長手諭，但軍統局控製的西南運輸公司，各級機構都忙著走私，發國難財，別說“手諭”，天王老子也沒用。
無奈之下，劉念智又一次奉父命出征，他直飛仰光，購買了12輛美國道奇卡車，靠自己來運輸另從國外購來的新的300噸紡織器材。這一路，艱險不說，而且關卡林立，賄賂盛行。車隊好不容易到了緬甸的戰略要地臘戍，已與雲南邊城保山遙遙相望了，豈料西南運輸公司奉交通部長俞飛鵬的指令，不許劉氏這批機件裝車內運。
俞飛鵬是蔣介石的表兄，當年劉鴻生奉命整飭招商局時，俞飛鵬曾三次寫信給劉鴻生，要劉鴻生手下留情，至少不要解雇他那正任輪船買辦的小舅子。隻是他這位小舅子劣跡太過顯著，不動確實沒法交代，劉鴻生便一再婉言回絕，最後回複俞飛鵬說：“事關全局，奈難從命，幸請見諒。”這讓俞飛鵬非常惱火，覺得丟了麵子，一直懷恨在心。這一次，劉鴻生有求於他，他當然不會放過報仇的機會。
無論如何交涉，西南運輸公司就是置之不理，一等再等，結果於1943年4月等來了日軍占領臘戍。劉氏車隊夾在中國遠征軍大潰退的洪流中，很快就走散了，同行7人中，1人死，3人失蹤。劉念智走野人山原始森林，九死一生，方回到重慶。對此，劉鴻生痛心疾首，他說：“小人，無視國難! 俞飛鵬是報我招商局一箭之仇呀!”
後來，上海500噸舊機器終於運來了，另外的機件也拚湊起來。但要正式開工，必須有一大筆啟動資金。這時候，幾經戰亂，劉氏家業確實已拿不出錢了。劉鴻生想到了蔣介石“要錢給錢”的諾言，馬上叫四兒子出麵奔走。劉念智一連數日奔走在財政部、經濟部、工礦調整處、兵工署、四聯總處以及重慶各家銀行……當時通貨膨脹，物價飛漲，銀行幾乎不敢發放長期貸款。最後，劉鴻生隻好自己親自出麵，跑到曾家岩孔公館，謁見財政部長孔祥熙數次，資金才算有了一個眉目。
孔部長的方案是：中毛、中火擴股成政府的特種股份公司，由政府投資，均由宋子良任董事長，並由國貨銀行(宋、孔合辦)任總稽核；劉鴻生出任此二公司總經理，另派孔宋的親信擔任副總經理兼廠長；劉鴻生須籌組並出任官方火柴煙草專賣局局長，訂出實施條例，每年創收幾千萬元。
看著這些要件，劉鴻生氣得雙眼翻白，仰天長歎：“蔣介石要賠償我1 000萬元，原來是這麼回事呀!我這個昔日上海的大老板，如今倒成了他們的小夥計啦!”
人在屋簷下，不能不低頭。事已至此，半途而廢也不是辦法，那些投奔他的工人還要吃飯，掙紮了一陣子後，劉鴻生隻能接受現實，繼續奔走大西南和大西北，努力辦廠。
在抗戰勝利前兩年內，劉鴻生先後在蘭州辦了西北洗毛廠、西北毛紡織廠，在貴州辦了氯酸鉀分廠，在昆明、海口辦了磷廠，在貴陽、桂林、重慶辦了三家火柴廠(合股)，在廣西辦了化工廠。這些工廠壟斷了大後方市場，獲利甚豐，但官股占五分之四，劉鴻生隻是小夥計，利潤大多進了四大家族的腰包。
退 路
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之前，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是千姿百態的，但是在後來的20年間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道路，卻非常艱難曲折。
中日戰爭的爆發，中斷了中國民族資本的正常發展。戰爭中的慘痛損失，戰後官僚資本的巧取豪奪，讓當時的許多民營企業生存艱難。1949年以後對留守內地的工商業資本家的改造，則基本上消滅了資產階級。
劉鴻生和劉氏企業是一個見證：見證了舊中國民族工業的黃昏；見證了一個灰暗時代的結束；見證了一個新的時代的到來，並在這個新的時代裏徹底消失。
從輟學開始，劉鴻生的理想就是成為一位上海大亨。這個理想也確實實現了，雖然他沒有讀過太多的書，但在民族大節上，他比許多人做得更堅決，並因此幾乎損失了前半生全部的奮鬥成果。在大後方，他依然千方百計辦實業，那種認為他沒有實業報國理想的說法是很偏頗的。
劉鴻生一生篤信基督教，這種人生選擇和他的教會學校背景有關。實際上，在劉鴻生生活的那個年代，企業家們普遍都有宗教信仰：基督教、佛教、天主教。哈同是猶太教徒，劉歆生是基督教徒。
當時的中國正處於一個社會轉型時期，經過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已經失去了統治地位，整個社會缺乏思想依托。這時候，在社會上做事的人，包括民族企業家，都需要一種支撐他們奮鬥、開拓市場的精神動力。在這方麵，宗教起了很大作用。具體到劉鴻生身上，他有強烈的企業家精神和創業精神，他幾乎把他所有的企業利潤都用在再投資上麵了，這多少有韋伯所說的資本主義精神和新教倫理的色彩。
由於出身社會底層，在艱難地向上打拚的過程中，劉鴻生表現出對於人際關係的超強的掌控能力，有一種超凡的在江湖中遊刃有餘的謀生技巧。在老百姓看來，這是紅黑兩道，有點像流氓大亨，但是在曆史學家那裏卻另有說法。美國康奈爾大學曆史係教授高家龍在《大公司與關係網》一書中，以大中華火柴公司為例分析了劉鴻生的這種能力：
事實上，貫穿劉鴻生一生，他都在巧妙運用這種關係學，著力培植了基於家庭、同鄉、同學和其他的各種關係——
家庭關係：劉鴻生的老丈人葉世恭就是辦火柴廠起家的，當然給予他不少幫助。他的哥哥劉吉生作為他最重要的創業助手之一，兄弟二人曾經長期一起風裏來雨裏去。
同鄉關係：劉鴻生能進入開平礦務局上海辦事處，就來自寧波同鄉會會長周仰山的推薦；1920年至1937年間，他還親自擔任了這一老鄉組織的會長。
同學關係：雖然沒有拿到聖約翰的學位，劉鴻生卻在創業成功之後成功創辦了聖約翰同學會（梵皇渡俱樂部），這個俱樂部成為他在上海的各類資源整合平台。後來，他的好幾個同學都在他的企業裏擔任銀行經理、會計等重要職務，他的學長宋子文更是成為他後來的一個政治優勢。通過宋子文，他曾得以承攬蔣介石部隊的軍呢用料。
政府關係：抗戰期間，劉鴻生為了獲得蔣的經濟支持，曾多次拜訪招待蔣介石侍從室主任陳布雷，並聘請和侍從室有密切關係的林玉聲、方車等人在自己的企業裏任職。在劉氏企業裏，根據不同時期、不同需要，劉家都會邀請一些有名望、有地位、有權勢的名人來擔任董事、董事長、顧問等職位，並致送優厚的報酬。
在這種錯綜複雜的關係網中，居於中心的自然是劉鴻生本人。雖然和這些人交往，劉鴻生一生卻沒有什麼特別佩服的人，他很自負，始終覺得自己是最厲害的。
縱覽劉鴻生的一生，其商業經營之道歸納起來不外“聚”、“ 散”二字。
一聚，劉鴻生主張並廠集資、聯合對外，借圖競存。一散，劉鴻生絕對主張多元化，他投資的門類多達10多種行業，跨越工、商、金融等行業。
在子女教育上，劉鴻生也搞“多元化”。他有10個兒子，3個女兒，分別送到日本、德國、美國等國家，學不同的專業；不管哪個國家強盛，他都有子女出來應付局麵。可惜的是，他隻猜對了開頭，卻沒有猜透結局，最後的一張大牌不是歐、美、日，而是蘇俄。但劉鴻生畢竟洞達事理，在他周旋於蔣宋孔陳等民國要人間的同時，他還秘密資助六子劉公誠5 000元，籌建了延安自然科學研究院，為自己的晚年留下一條退路。
1956年年初，在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中，劉家價值2 000多萬元的企業全部實行了“公私合營”。同年10月1日，69歲的劉鴻生離開了這個讓他既看得分明又想不明白的世界。
追悼會上，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胡厥文，送給他如下“銘”文，算是蓋棺論定。這“銘”文的評價，對劉鴻生來說，算得上是十分中肯：
明察秋毫，恢恢大度。
創業維新，不封故步。
細大不捐，勤攻所務。
愛國心長，義無反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