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被綁，嚴裕棠身心受到很大傷害。脫險之後，他總想把事情弄個水落石出，但被杜月笙堅決阻止了。這位大佬叮囑嚴家從此不要再提此事，免得再生是非。大佬的話自有道理，不能不聽，但嚴裕棠總覺心裏堵得慌，便決定去香港散散心。
嚴慶祥親自把父親送上碼頭。登上海輪，嚴裕棠望著濁黃的江水，頓生離愁別緒。他回過頭來，望著岸上送別的長子，不禁老淚縱橫。
分 權
臨去香港前，他當著幾個兒子的麵，將光裕公司經營大權全數交給長子嚴慶祥。上船時，嚴裕棠叮囑嚴慶祥：“ 創業難，守業更難。這個家由你來當了，兄弟之間有矛盾，在所難免。你是兄長，要多讓讓他們，不要計較，寬容一些……”
可惜的是，自小就闖蕩十裏洋場的嚴慶祥並沒有將老父的話真正放在心上，此時的他，自覺羽毛豐滿，對兩個弟弟棄而不用，極力提拔自己的嫡係。
事實上，自1916年掌管廠務以來，嚴慶祥主管大隆已有十餘年，但嚴裕棠一直執掌財政大權不肯放手，對此，嚴慶祥是極度不滿甚至是憤恨的。慢慢地，他在暗地裏也不時做一些手腳，隱匿下一些資財來。起初不免瞻前顧後，後來也就滿不在乎，覺得理所當然。
對於嚴慶祥，嚴裕棠是又愛又恨。嚴慶祥18歲那年，為使兒子能盡早接觸工廠實際工作，嚴裕棠硬是把他從學校的老師身邊拉回到了廠裏，中途輟學，開始分挑父親肩頭的擔子。這些年，每逢嚴裕棠出外或遭遇意外，光裕公司的業務總是由長子獨自掌管。可惜的是，自小在十裏洋場滾打的嚴慶祥身上沾染了不少洋場惡習，在外麵還養了不少女人。在這一點上，嚴裕棠時有所聞，也旁敲側擊過。年輕人有些荒唐，情有可原，但凡事總要適可而止為好，嚴裕棠安排其他兄弟進廠工作，名為協助，實際上也有監督的意思。
嚴裕棠從香港回來後，老二、老三便雙雙來到父親麵前告嚴慶祥。聽罷兩個兒子訴說的種種跡象，嚴裕棠也感到問題的嚴重，他怎麼也想不到，自己當年對付褚小毛的那一套，被自己的兒子有樣學樣照搬過來了。盤算一番後，嚴裕棠讓二人先莫聲張，他自有辦法。
幾天後，嚴裕棠把嚴慶祥在大隆廠的親信唐誌虞叫過來，威逼他坦白自己的所作所為。唐誌虞額頭上沁出汗珠來，但他覺得老老板不過是想詐自己。什麼暗賬？為了隱瞞盈利，保守營業秘密，偷稅漏稅，哪一家企業不搞兩套賬冊，大隆豈能例外？嚴裕棠是內行，不會不懂。至於暗賬之外的賬，隻要當事人不鬆口，連神仙都無法搞清楚。得罪老老板以後沒法在廠裏混，但出賣了小老板可能當場就得死。於是，他斷了一截手指，寫下血書：蒼天可鑒。
嚴慶祥當時在場，他心裏自然清楚，唐誌虞做了他的犧牲品。事後，嚴慶祥打聽到唐誌虞的下落，派人送去一筆錢作為補償，唐誌虞便集資開設了一所機器廠。
敲山震虎後，嚴裕棠並沒有馬上剝奪長子的權力。真正讓嚴慶祥倒台的，還是他投機失敗。真是天作孽猶可恕，自作孽不可活。
嚴慶祥在社會交際中極為活躍，在經營場上又頻頻獲利，一時間聲名鵲起，確立了在紗界的名人地位。得意忘形之時，他在棉紗投機上鑄下大錯。
其實，嚴慶祥對父親炒房一直有看法，他自己更熱心於搞花紗交易。在他看來，經營房地產好比種樹，桃三杏四梨五年，來錢太慢；而花紗交易則是打靶，打一槍是一槍，中與不中立刻見效。華商紗布交易所的老手哪一個不是白手起家，靠買空賣空大發其財？正因如此，紗布交易所裏，沒有不認識嚴慶祥的。
過去手頭緊，嚴慶祥隻好小玩，成敗影響都不大。自從前兩年做美棉生意大賺一筆後，交易所的老手們也開始敬畏他三分。嚴慶祥還想在眾兄弟麵前炫耀一下自己。有一次，他賺進了一大票後，正值父親生日，他請全家去素菜館子吃飯。嚴裕棠看著嚴慶祥得意忘形的樣子，多次提醒他，但他自己手裏有了本錢，正春風得意，哪肯放手？
1935年，國民政府決定實行法幣政策，收回六成銀幣，即發行十成法幣。表麵看來，基本上統一了全國幣製，也緩和了國民黨政府的財政困難，但埋下了通貨膨脹的根子。這對投機生意來說，實在是一大隱患。但當時的華商紗布交易所裏依然一番熱鬧氣象，活躍在交易所的炒手們依舊買進賣出，忙得不亦樂乎。
其時，花紗市價不振，嚴慶祥暗自在心裏盤算了一下，估計還會下跌，便避開同行耳目，在市上大手拋售空花紗期貨。誰知事與願違，之後花紗市價竟直線上漲，他匆匆了結，卻已經虧耗了80多萬元。這讓一向驕橫的他元氣大傷，無地自容，他明白自己的這個總經理算是做到頭了。
嚴裕棠得知此事，深感自責，大錯已經鑄成，唯有亡羊補牢了。他立刻罷免了嚴慶祥的總經理職務。通過嚴慶祥一事，嚴裕棠意識到，將全部家產交付給兒子中的任何一個都是冒險。好在隻是80萬元，若被這敗家子將家底全數壓上去，豈不要傾家蕩產？自己的大半輩子心血付諸東流，全家老老小小好幾十口淪落街頭，自己還有何麵目活在世上？嚴裕棠想到這裏，倒吸了一口涼氣。
他冥思苦想數日，便決定在光裕公司內部設立一個“中央業務會議”機構，將各廠的負責人召集起來，輪流擔任主席。輪流坐莊，機會均等，這樣一來可以避免大家各自為政，使每一個人考慮問題時能從公司的整體利益出發，而不僅僅著眼於自己的一個廠；二來也可以減少自家兄弟間的矛盾，相互督促，相互競爭。當然，會議的決議屬於建議，最終裁決權依然保留在嚴裕棠自己手裏。
但讓嚴裕棠始料未及的是，中央業務會議不僅沒有讓他省心，耳根子反而越發不能清靜了。輪流坐莊執政很快就暴露出弊端，各廠業務性質不同，主攻方向不一，兄弟間不免相互幹涉，時起爭端。
幾回爭吵後，嚴裕棠再次應變，下令各廠相繼成立了董事會，光裕公司隨之撤銷。這事實上是讓各廠獨立經營，也是對兒子間權限的一次再分配。在他看來，分而治之或許比籠而統之更有利於發揮兒子們的積極性，更有利於各廠的經營。
熬 日
嚴裕棠的棉鐵聯營企業，到抗戰前發展到了它的頂峰。
1937年，大隆資本總額為法幣50萬元，各種工作母機500餘台，工人1 300多人，所獲純利20餘萬元。有業內資深人士評價說：“我國最先仿造紡織機器其成績最良、規模最大者，現唯大隆機器製造廠一家而已。”
但大隆的好運，很快就要到頭了。就像許多中國近代民族工業一樣，大隆的厄運是從1937年開始的。這一年，日寇開始全麵侵華，民族工業的上升路徑至此斷絕，之後再也沒有恢複往日的輝煌。沒有國，哪有家，嚴氏家族的產業也沒能逃過這一劫。
盧溝橋事變爆發後，雖然政府號召工廠西遷，但嚴裕棠故土難離。雖然沒有西遷，但大戰在即，嚴裕棠還是抓緊時間轉移資產。他一方麵將各廠的核心資產特別是最精良的機器設備轉移進租界，一方麵密切關注著時局發展。
不久，上海淪陷，大隆被日軍占領，蘇綸等紗廠也落入日寇之手。消息傳來時，嚴裕棠正因為終日勞累而中暑臥床。驚聞噩耗，嚴裕棠如萬箭穿心，自己辛苦了大半輩子，好不容易掙下來的家當就此淪入外敵之手，他氣得口噴鮮血，當場就昏迷過去。醒來後的嚴裕棠，第一件事就是吩咐老三嚴慶祺馬上去重慶，與國民政府保持關係。他自己，則帶著其他老小，留守上海孤島，以圖東山再起。
此時，大江南北相繼淪入日本人手中，各地的官僚、地主、富商巨賈紛紛麇集上海租界。租界的畸形繁榮又告複活，堪稱“孤島天堂”。因此，各行各業工商業複業者日多，特別是紗布生意，因為戰時紗廠毀損最大，紗布籌碼枯竭，價格步步上升，投機分外熱鬧。紗業的畸形興起，對棉紗機器的需要頓感迫切，這對於擁有生產設備、具有生產能力的嚴家來說不正是難得的機會嗎？
嚴裕棠立刻拍板，讓嚴慶禧與嚴慶齡聯手籌建新廠，假借了美商頭銜，取名“美商泰利製造機器有限公司”。一年後，嚴裕棠滿麵春風地站在渚安浜路上，打量著簇新的泰利，710平方米的工廠，210平方米的辦公樓和宿舍樓，真是氣派大方。想起大隆初創時的景象，嚴裕棠不禁感慨萬千，不由得感歎：“真是大隆的兒子呀！”
更值得老嚴欣慰的是，泰利廠裏的刨床、車床、磨床、鑄冶、熱處理等重要設備，都是泰利自己製造的。聽著小六子的介紹，老嚴不由眉開眼笑，他的心情很久沒有這麼好過了：“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兒子就應該比老子強啊！”
雖然如此，嚴裕棠心中卻始終對大隆割舍不下。大隆被日軍侵占後，改做了兵工廠。他不時叫自家車夫開著車在廠門口有意地經過一下，好透過車窗看看那自己一草一木搭建起來的廠子，每一次都是百感交集。
泰利開工後，生意挺火暴，高峰時工人、學徒近千人。但是，日本人是不會讓中國商人安安穩穩地做生意的，隔三差五地前來找事。為以防萬一，嚴慶齡又委托德國朋友在租界另建一處倉庫，把部分最精密的設備轉移到那裏。日本與德國算是盟國，那裏應該比較安全。
不久，日軍找上門來，要求與泰利合作生產軍火，被慶齡一口回絕了。日本人很惱火，沒過幾天，就借口有人舉報泰利私通重慶暗地生產軍火而將嚴慶齡抓走，關押到憲兵司令部。聞聽消息，嚴裕棠非常焦急，小六子這不是進了鬼門關了嗎？他急忙派嚴慶祥想辦法找人救。嚴慶齡也挺有種，在憲兵司令部裏軟硬不吃。最後，日軍沒辦法，就賣個人情將他放了出來，但要求泰利恢複華商身份，繼續營業，並給原先沒收的物品補了幾張軍用票，算是征購。
小六子有驚無險出來後，嚴氏一家更加低調。在嚴裕棠支持下，嚴慶齡開了一家利達重工業銀行，將之作為大隆的融資平台，吸收同業存款，其中一個重要資金來源，便是無錫望族出身的唐星海。當時，唐星海雖然還辦著慶豐紗廠，但主要精力都放在蘇浙皖紗廠聯合購棉委員會收花事務上。這筆錢就存放在利達，存款經常有數千萬之巨。這筆巨款，為嚴家生產、投資帶來很大便利，賺了不少錢。當然，唐星海也落了不少好處。
企業都交給兒子們打理，嚴裕棠比較空閑，這時，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慈善事業上。其實，早在家庭富起來後，嚴裕棠就開始做慈善事業。
嚴家祖籍安徽，安徽鄉下貧苦老鄉到上海後，往往首先去投奔嚴家，順帶也會借一些安家費用。日積月累，這些欠款加起來為數也很可觀。嚴裕棠當家後，他把鄉親們借嚴家的債務票據統統清理出來，全部燒掉，讓他們可以安逸地睡大覺。
他還把很多精力放在辦學上。嚴裕棠把平涼路房子搬到嚴家宅，並在旁邊開了第一所光裕小學。光裕小學的入學對象，不但是同鄉，也包括大隆各廠在職職工子弟，社會上有些家庭困難讀不起書的孩子也來免費入學讀書。之後，他又連續辦了多所光裕小學。
20世紀30年代，湖北發大水，嚴裕棠慷慨解囊捐贈巨款救濟災民，後來獲得當時市政府的表揚。經營蘇綸紗廠後，嚴裕棠出資修繕了蘇州門外一座橋，後被當地人叫做裕棠橋。
抗戰烽煙四起後，嚴裕棠出資設立了裕斎助學金救濟貧苦孩子，他還資助中國科學社190萬元，其他善舉如對徐家彙孤兒院、育嬰堂、中華慈幼協會、時疫醫院、普善山莊等社會單位的捐助更似涓涓細流，一直未斷。
赴 台
終於熬到了日本投降，嚴裕棠心中的一塊巨石終於放下了。
因為早就派兒子嚴慶祺到重慶活動，所以，在戰後國民黨接收大員的搜刮中，嚴家沒受什麼衝擊。相反，通過嚴慶祺，嚴家動用和政界的關係，還低價收回了大隆。就連當年與日偽有些瓜葛的老大嚴慶祥，被嚴裕棠從蘇州叫回上海後，因為嚴慶祺接任後，大把花錢，八麵玲瓏，也沒受到什麼追究。
此時，嚴家已擁有了好多廠，但廠家再多，嚴裕棠對大隆的感情也沒有一絲一毫地變淡。風風雨雨四十多年了，大隆一直沒有倒下，嚴裕棠怎能不欣慰呢？在將大隆交給兒子們掌管的日子裏，他總是經常到廠裏走兩圈，看看，聽聽，聞聞，心理上就獲得了一種特殊的愉悅和分外的滿足。
抗戰勝利的歡呼聲猶在耳畔，內戰的槍聲就已響起。不到兩年，南京國民政府的財政即接近破產，便又開始打起改革幣製的主意，強製發行金圓券，變相掠奪民間資本。
進入1948年，時局更加混亂。嚴裕棠決意不再枯坐愁城，他授意慶祺去香港開辦恰生紗廠，先占個落腳處再說。他又與慶齡仔細商議了去台灣開設裕隆機器廠的事。當年8月19號，嚴裕棠將兒子們召集起來，正式分了家。幾個兒子都有廠子，隻有老大慶祥得了一些地皮和現金，沒有拿到實業。家業再大，最後也是子孫的，但在這國家多事之秋，倉促之間被動分家，嚴裕棠心裏還是有些悲涼。
1949年，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個巨大的分野，各色人等都在急遽變化的時代風雲中，進行著錯綜複雜的分化與組合。在這個大動蕩的十字路口，每一個中國人尤其是那些名人、富人，都不得不進行抉擇。走還是留？選擇哪一個都不輕鬆。
此時，嚴裕棠已經將近70歲。他打算先到香港落腳，觀望一下內地形勢再說。在這個年齡還要背井離鄉，內心的那種悲涼感受是無法言說的。
走過熟悉的十六鋪碼頭，登上準備馳往香港的海輪，站在甲板上，嚴裕棠舉起手，對著所有送行的親友微笑著告別。江風獵獵，送行的親友的身影越來越小，岸上的樓房也越來越低矮，最終消失在視野中。“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複返！”下意識地，他吟出這兩行悲壯的詩句。雖有預感，但他也不敢相信，這一別，就此山高水長，再無歸途。
不久，上海解放。再不久，新中國正式成立。
嚴裕棠先在中國香港住了一陣，之後就轉道去了巴西。嚴家子女多數都從內地出走，飄散國外，隻有嚴慶祥一家例外。嚴裕棠走後，嚴慶祥把存在香港的外彙調回上海，接辦華豐鋼鐵廠，自任總經理。1952年，他又將存在香港的40億元巨款調到上海仁德紗廠，補充廠內的流動資金。之後，他的各類企業都被公私合營，1957年，嚴慶祥因病退休。
在巴西住了一段時間，嚴裕棠從海路到了中國台灣，與小六子一家住在一起。這裏畢竟離內地近，來台的相親熟人也多。
早在1948年，吳舜文就與丈夫嚴慶齡一起踏上了台灣島。嚴慶齡在台北開始籌備設立裕隆汽車製造廠，吳舜文也在丈夫的支持下開始步入企業界，籌建紡織廠。從此，台灣企業界迅速升起了兩顆光芒四射的新星。
1953年，嚴慶齡夫婦在嚴裕棠的支持下，創立裕隆汽車製造公司，這家汽車企業充當了島內經濟工業化的領頭羊。目前，由嚴家祖孫三代打造的裕隆集團已成為島內一流財團，其投資領域橫跨海峽兩岸，成就了家族發展史上新的輝煌。
1958年11月，78歲的嚴裕棠病逝於台灣。臨終前，他已什麼都說不出聲，隻是用手反反複複地在被單上畫著圓，一再做著重合終點與起點的努力。而那雙不願意閉上的眼睛，至死都望向北方，流露著不盡的遺憾。
一灣淺淺的海水，就這樣隔絕了海峽兩岸無數個家庭。嚴裕棠的遺憾，也是成千上萬流落到台灣的有識之士心中共同的感受，那種血淚之痛，正像於右任《望大陸》一詩中所寫的那樣：
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隻有痛哭。 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 天蒼蒼，野茫茫，山之上，國有殤！
嚴裕棠去世時，嚴慶齡夫婦已經在台灣企業界闖出名頭。因此，嚴裕棠的喪事辦得挺隆重，不少名流到場祭奠。在諸多挽聯中，有一副沒有落款的挽聯這樣寫道：
雁過留聲聲聲急聲聲慢急急慢慢說大隆，人過留影影影濃影影淡濃濃淡淡看光藻。
這副無名氏的挽聯，可謂道盡了嚴裕棠一生的坎坷與業績。
作為自學成才的大企業家，嚴裕棠一生曲曲折折，曆盡艱辛，好幾次都差點丟掉性命，在同時代企業家中，這樣的經曆幾乎絕無僅有。而他所從事的工業基礎設備製造業，在1949年前，幾乎很少有人涉足。在那個一根鐵釘都需要進口的時代，嚴氏家族的大隆機器製造廠，確實是中國民族資本一麵獨一無二的特殊旗幟。
“中國機器製造業之父”——這樣的產業地位，確實是嚴裕棠一生主動追求的，而最終能得到社會承認，為曆史所銘記，也算是求仁得仁，足以告慰這位老人於地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