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國內政治局勢波譎雲詭，革命黨人內部時常出現內訌，這讓馬應彪感到非常失望。一年之後，孫中山再任臨時大總統，邀請馬應彪擔任要職，他執意不受，並引用孫氏《物質建設（實業計劃）》中的這段話作為遁詞：“中國富源之發展，已成為今日世界人類之至大問題，不獨為中國之利害而已也。唯發展之權，操之在我則存，操之在人則亡。”從此，他的心思全部轉移到實業上。
民國年間，以前一起革命的戰友，不少都在政界飛黃騰達，馬應彪對他們卻一般都是無事不登三寶殿。對曾是戰友的“南天王”陳濟棠，隻要觸犯自己的為人處世規則，馬應彪一樣也是不假辭色。
有一次，平日笑口常開的他卻衝天大怒，痛斥“南天王”陳濟棠的哥哥陳維周，隻因為後者觸犯他一向堅守的原則。20世紀30年代，陳濟棠在粵主政，他的哥哥陳維周租下廣州先施第二街的倉庫，用做經商儲貨。一開始，馬應彪覺得那是正常生意，沒有在意。一天，一位友人來訪，無意中說道：“那個陳維周，明著是禁煙督辦，私下裏卻是鴉片大王，他走私的鴉片就藏在你們公司廣州二街的倉庫裏。”
聞聽此言，馬應彪拍案而起，勃然大怒道：“我們的倉庫，竟然成了鴉片藏掖的黑窩，這還得了！”客人一走，他立即給廣州先施負責人去電：“限令陳維周即日退租，否則，寧可賣掉第二街倉庫，也不許收這種不義之財！”
為此，陳維周懷恨在心，借弟弟的勢力大加報複，借插贓日貨，強罰廣州先施20萬元，甚至想吞掉這家民營公司。但馬應彪始終不悔，他這種疾惡如仇的個性終生未改。
入 滬
南北議和後，袁世凱在北京有滋有味地做起民國大總統，離開政治中心的孫中山一時無事可做，便借住上海的哈同花園，琢磨起“建國大綱”。為此，他積極推動華僑資本回國，發展民族工商業。
響應孫中山的號召，粵商特別是香山幫開始大舉北上，而馬應彪堪稱其中的急先鋒。當然，作為一個資深商人，馬應彪不是簡單地頭腦發熱，聽人一忽悠就盲目投資。決定在上海設立先施百貨分公司，他是經過深思熟慮並實地考察後才下定決心的。
20世紀初，上海已成為國際化大都市，更是中國的經濟中心，搶占上海市場就等於占據全國商業的“製高點”。除非滿足於偏安一隅，否則，先施百貨遲早都要進軍上海。當時的上海，被人稱為“外國冒險家的樂園”。當地四大百貨公司，分別是惠羅、福利、泰興、彙司，全都是英資外貨。要與它們抗衡，創建本地第一家華人百貨，要冒很大風險。
馬應彪天生就是個冒險家，他考慮的不是是否北上，而是北上後能否打得贏。而決定一家大型商場成敗的第一要素，就是所在的位置。位置、位置，還是位置。如何選址，成為先施北上的頭等大事。
1914年8月的一天上午，上海南京路上駛來了一輛高級轎車，車上坐著的正是馬應彪。前些日子，他已經派人來滬實地考察了兩次，但還是不放心，決定親自走一走看一看。
寬不過十幾米，長不過兩公裏，但當時的南京路已是商鋪雲集，成為商家必爭之地。一首當年的兒歌這樣唱道：“北京的篷塵倫敦的霧，南京路上紅木鋪馬路。”
從車上下來，豔陽高照，馬應彪目光中隱約透射出一種焦灼。一戰剛剛開打，歐洲列強忙著死掐，正是中國人大力發展自己工商業的好時機，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他能不急嗎？
在南京路上來回步行目測多次後，馬應彪看中了南京路、浙江路與廣西路之間的一個地方。這裏地處十字路口，北麵直通火車站，可以引來大量外地旅客；南麵又緊靠富人區，有大量潛在的高端客戶。
為慎重起見，馬應彪決定對該地人流量及行走習慣進行調查統計。他想出了一個“取豆數人”的辦法，專門派人站在街道南北兩邊，計算行人數量，過一個人取出一顆豆，然後進行比較。連續觀察一個星期後，結果發現靠路北邊行走的人比南邊的多，最後他決定將公司地址選定在街北邊的陶陶居茶樓所在的地方。
沒想到，這個決定拿到公司股東會上討論時，有不少反對意見：
“那塊地位置偏僻，商鋪寥寥，生意冷清，連風水先生都說‘財神爺不喜歡’。”
“那裏唯一的優勢是交通，有直達上海火車北站的電車。但外地旅客行色匆匆，誰能保證他們就一定會進店買東西呢？”
這些反對聲音似曾相識，當年香港德輔道新店開業時，也有不少類似的質疑。與那次一樣，這一回馬應彪還是堅決頂住了壓力。
陶陶居茶樓是英商雷士德的地產。雷士德這家夥，一魚兩吃，一邊開洋行，搞建築設計，一邊做商業地產生意。知道馬應彪看中這塊地皮後，這家夥就挖空心思，想將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談判時，他先聲奪人，簡直是一口價：“茶樓總共占地20畝，每年租金3萬兩，租期30年，不幹拉倒！”這樣的苛刻條件，在上海以往很少見到，雷士德本人也等著馬應彪就地還錢。沒想到馬氏一口答應：“沒關係，就按您說的辦，但有一條您要保證，就是要由您本人親自負責監督設計，我們要建一座南京路上最高的大樓。”
這讓這位自私的英國佬很納悶。其實，這樣的租金，比起周邊還是低兩成，關鍵是租期過長，未來經營的不確定性太大。但做生意哪有不擔風險的，而馬應彪的理想是將先施打造成百年老店，30年又怎麼算長呢？
1917年10月20日，經過3年施工，這座巴洛克風格的建築終於掀開神秘的麵紗。在周圍低矮的舊式木樓與狹窄店鋪間，裝修一新的先施6層大樓著實鶴立雞群。
大樓的底層專售日用百貨，二樓為服裝、綢布櫃台，三樓出售珠寶首飾、鍾表、珍玩等貴重商品，四樓是大件家具、地毯、皮箱等。這些貨物都是先施派員工去歐洲等地親自采辦的最新潮的商品，不經洋行代辦，貨物成本低，款式也新穎。
開業當天，馬應彪搭乘上海曆史上第一台載人電梯，從先施大樓上緩緩降下。看著蜂擁而入的顧客，他對陪同視察的其他股東露出了欣慰的微笑。
令人高興的事情還在後頭。剛開業，有人就興奮地發現，先施百貨不僅能購物，還是上海第一家遊樂園。在大樓的頂層，有當時最豪華的屋頂戲院、酒店和高級餐館，還有各種雜耍：寧波灘簧、紹興戲、京戲和魔術表演……吃喝玩樂“一站式”，很快便吸引來無數好奇的上海市民，整條街道人山人海，有人甚至流連忘返，數日不歸。
除了娛樂設施，先施公司的夜景也是當時南京路上最炫目的景色。許多上海人晚上專門溜達到南京路，就是為了欣賞先施公司的夜景。有人將先施與中國古代著名的美人西施相比，稱之為“西施公司”。一時間，杭州、南京等外地的許多達官顯貴，都聞聽上海先施這般盛景，紛紛專程趕來，實地體驗一番。
到這時，所有的嘲笑與懷疑都煙消雲散。許多人終於明白過來，馬氏的先施百貨，和以往的商鋪根本就是兩碼事，而是一種不折不扣的城市綜合體。可以說，上海先施引發了中國商業的一場革命，從根本上改變了內地民眾的消費習慣。
開業第二年，上海先施營業額就達到439萬元，馬應彪樂嗬嗬地拿到了相當於投資兩倍的回報。
拓 展
上海先施的成功，讓馬應彪躋身國內一流實業家行列，也標誌著粵商再次成為上海灘最有影響力的商幫之一，此時，離香山買辦巔峰期已過去近30年。
1920年，馬應彪在廣州見到孫中山，提到北方都在軍閥統治下，沒有自己的分公司。中山先生派自己的衛士鄭卓德出麵，為馬應彪引見了曾是革命黨人的黑龍江督軍吳祿貞，於是先施公司的哈爾濱分號就在3個月後順利地開張了。
在百貨業站穩腳後，馬應彪開始向其他行業拓展。因為百貨業現金流充裕，他首先將目光投向銀行。
1922年，馬應彪與人聯手創辦國民商業儲蓄銀行，總行設於香港中環德輔道中。這家銀行的董事長為蔡興，監督馬應彪，正司理王國旋，大家都是南洋賣菜時的哥們兒。該行初期實收資本200萬元，分為20萬股，每股10元。由於主持人都是殷富巨商，信用甚高，開業後業務發展迅速，獲利相當豐厚，每年盈利都在20萬以上，分行亦很快開至香港九龍的油麻地、旺角，中國內地的廣州、漢口、上海、天津以及國外的新加坡等地。當時，該行地位雖未能比得上東亞銀行、廣東銀行，但日見重要，被稱為“華資經營之銀行中後起之健者”。
馬應彪還可以算是中國保險業的先鋒，早在20世紀初，馬應彪的先施公司就開設了保險置業、人壽保險等業務，這在全國也算得上是先行了一步。如今，漫步香港的石岐孫文西文化旅遊步行街，還能尋找到當年先施公司保險置業、人壽保險、銀行信托石岐分局的原址。
在這種多元化擴張中，馬應彪也不是一帆風順。在開辦先施百貨過程中，他發現：“近日我國人之心理，皆喜用洋貨，大有舍己芸人之勢。於是外人遂得乘間以投我國人之所好，而我國利權從此外溢矣。”為此，他曾先後在自己公司名下籌建了棉紗、製鞋、餅幹、汽水、皮革、五金、機器、玻璃、木、化妝品等十大工廠，試圖在這些方麵打破殖民者的壟斷。可惜的是，由於列強經濟壓迫及許多因素的影響，十大工廠都先後倒閉，好在都沒有動搖他的產業根本。這些痛苦的經曆讓他認識到：沒有徹底的民族革命，民族資本就始終不可能有大的發展。1929年，先施公司資產達到1 000萬元，為創立時的400倍；先施人壽保險有限公司與外商爭衡，有效保險額超過2 000萬元；新加坡、日本、美國都有馬應彪金山莊的分莊。
1932年，先施董事會決定在中國澳門開分公司，建設一座占地50多畝、共8層的樓宇，融百貨、銀行、酒樓為一身。公司於1935年9月7日建成，這個時期成為馬應彪在世時先施公司最為鼎盛的階段。
先施帶頭，許多人就跟進了，先施到廣州，廣州百貨業興隆；先施到上海，上海就出現了至今仍為人所津津樂道的“四大公司”（上海先施公司、上海永安公司、上海新新公司、上海大新公司），它們都是由香山幫僑商開創的現代商業。而馬應彪並不反感同業競爭，看到這麼多僑資被吸引到國內，馬應彪非常開心。
射 日
“賺錢容易，花錢難！”老馬的這句話，那年頭，很多人都知道。作為商人，馬應彪當然喜歡賺錢，但他時刻牢記“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30歲時，馬應彪即腰纏萬貫，而且年齡越大，財富越多。但他本人卻很低調，沒有一點“大班”的架子，也很少在公司安插族人；相反，在生活中能處處體諒他人。
“衣著樸素，飲食簡單， 就連街上的乞丐，也從來沒有在他麵前乞討過。”一位鄉親說。“馬先生雖是大股東，但先施公司係統內中層以上的幹部，馬家的人卻為數很少。”一位追隨了馬應彪20多年的老部下證實。
廣東有一個習俗，凡是春節，長輩都給晚輩及親朋好友的子女們封紅包，但馬家的孩子從來不收。馬應彪教育子女：“我們家孩子多，來派利是的，就要封上10多個紅包，這樣很難為人家。還有，我們家如今名聲在外，來賀歲的人多，東家派、西家派，數額就不少了，如果養成不勞而獲的習慣就不好了。小孩子不能收人家的利是，更不能問人家要，不能貪心。”
一生賺錢，所為何事？馬應彪的回答是“濟世救人”。
作為基督教徒，他多次自掏腰包，捐贈善款，接濟窮人。1906年、1915年和1923年，這3年廣東發生重大洪澇災害，馬應彪每次都親自率救援船隻開赴災區，救人賑災。靠3塊大洋讀了3年私塾的馬應彪，發跡後不惜巨資，捐助教育。
馬應彪年幼失學,所以很重視文化知識的學習,他悉心鑽研,創造了一套漢語識字的最佳方案——五千字課,並親自雇員書寫九宮字格,給上夜校的員工臨摹。為了讓員工學得更好、更快,馬應彪還專門編印了“同音字韻”的課本。先施百貨公司的夜校也鼓勵鄉人與同胞免費就讀,他對文盲失學的成年人教育,比起後來的掃盲運動,早了好幾十年。
當時，嶺南大學是南方最高學府。嶺南大學校長鍾榮光，與馬應彪既是戰友又是朋友，因此，馬應彪對嶺南大學的支持甚力。他曾捐款興建“馬應彪招待所”，和9位好友一同捐款興建“十友堂”，還投資創建該校的農林科學院。據不完全統計，馬應彪在廣州、上海、香港等地，先後捐建了近20所中小學校。
少時磨難，青年創業，中年巨富，老來子孫滿堂。按說，馬應彪的一生算得上順風順水。但是，家業興旺，難敵國運不昌。日本侵華，讓已步入晚年的老馬平添無限煩惱。
1937年8月，日軍轟炸上海。這一炸，不僅炸毀了先施的繁華建築，也炸傷了馬應彪的第九子馬少聰，更摧殘了先施百貨的“花樣年華”。從此，先施百貨在中國內地開始走下坡路。
1943年，香港淪陷，廣州的先施公司落入敵手，香港的公司也被迫關門。天天看著日本的膏藥旗，馬老板非常氣悶。少年壯誌不言愁，臨到老了，竟然淪為亡國奴，這讓青年時就追隨孫中山救國的老馬情何以堪。
國難當頭，老馬常常與孫輩念叨後羿射日的故事。他時常回憶起當年革命黨人反清抗清的激情歲月，那真是“壯誌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他多麼期盼中國再出現一位彎弓射日的大英雄，將狗日的日本鬼子統統射死，將日本的膏藥旗統統射落大海。可惜的是，這位好強的老人，沒能看到抗戰勝利到來的那一天。
1943年，馬應彪路過寸金橋海關，見中國旗幟，搭茅屋居住。
1944年，風吹塌茅屋，老人於香港病逝。